啜一口春茶，是不少人打开春天的最佳方式。
春天，行走在杭州的龙井村里，茶香扑鼻。茶农们头戴斗笠往来穿梭，一捻一挑中，鲜叶便从茶树枝头落入腰间茶篓。
提起茶叶，很多人不会把它与非洲联系起来。其实，数据显示：非洲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15%左右，非洲产茶国家共有22个，主要集中在东非，少数在中、南非。
回溯千年，茶叶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这片茶叶又在联结中非友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段交往佳话背后，是一代代的中国茶人。
4月初，笔者去拜访茶文化专家姚国坤老先生。刚进门，姚太太便为我们沏上明前龙井。姚国坤的一生始终与茶紧密相连。他们的婚姻，也因茶结缘。
1937年10月，姚国坤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1962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从事茶及茶文化教研教学近60年，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树栽培研究室主任、科技开发处处长等职。
上世纪70年代，姚国坤（中）在马里茶园。
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
如今的姚国坤过着“晨冲一碗茶，神爽乐开花；晚饮茶一杯，心情气自华”的生活：在茶余饭后拿起书，读茶经；提起笔，写茶文；翻开稿，审茶文。按照“当家的”（他对夫人的称呼）的说法，“我们老姚一生事茶，他的心早已嫁给一片树叶了”。
和茶打了一辈子交道，姚国坤最难忘的还是在非洲马里种茶叶的日子。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派专家到马里考察，1967年湖南的专家在马里试种茶叶成功后，1968年马里茶场就兴办起来了。
1972年，经过层层选拔，35岁的姚国坤被派到马里。他的任务是协助当地实现100公顷的茶园每年产出100吨茶叶的目标。
“当时我们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茶园就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土地基本都是沙土，无法给茶树提供充足的营养；二是茶树长得太高了，全都超过两米。连采摘茶叶都困难，更别谈增产了。”姚国坤回忆起当初的场景。
马里茶场土壤的砂粒达80%以上，保水性差，肥力低下，营养不足，这是茶叶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环顾四周，姚国坤发现当地不少人在放牧，有的地方牛粪堆得如山一样高。“把牧草和牛粪堆积起来，制成沤肥，埋到茶园的沙地里，既能增加土壤的肥力，又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应该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他想出了方法，却实施不下去。当地茶农连连摇头，认为把牛粪施在茶园里，长出来的茶叶就会臭。
解释得口干舌燥，效果仍然不明显，姚国坤急中生智，把马方中层以上技术人员集合起来上课，让本地人去说服本地人。这些人中不少都毕业于邻国的塞内加尔大学。当地老百姓终于相信了他们，同意并开始在茶园里施牛粪、埋牧草。
马里种下的茶树是浙江的鸠坑种和福建的菜茶种，在非洲的自然条件下，却普遍长到2米高左右。尽管黑人姑娘身高大都1.7米左右，但采茶依然很不方便。“我提议重新修剪，把每棵茶树都砍低到80厘米左右高度。这下马里人又不干了。做了一番工作后，我们决定先搞1公顷（15亩）茶地做先期试验。”姚国坤回忆说，茶树重新修剪之后一个多月，一个茶芽也发不出来，这下急的是他！
第45天，茶树开始发芽了，没几天新梢长成齐刷刷、绿油油的一片。中国驻马里大使馆闻讯派出经济参赞来现场察看茶园。马里官员也夸道：“Mr.姚，了不起！”
通过科学的分段把控、每个月底检查等多项举措，姚国坤负责的茶园一年完成103吨干茶，超额完成产量任务。因为表现出众，他被聘为马里农村发展部茶叶技术顾问。
“在同马里人民共同战斗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虽然肤色有别，语言不通，但共同的任务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们一道外出勘察河道，一块动手修水利，一起种植和管理茶树，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姚国坤说，这片茶，把他和非洲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50年前，姚国坤先生在非洲马里种下的茶，如今香气四溢。50年后，年轻一代的茶人崔超杰，也踏上了前往肯尼亚的茶园之路。
崔超杰已经连续参加了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台前人潮涌动，热情的崔超杰会泡上一壶“中非友谊结合体”——肯尼亚野毫茶，招待客商。
他带去的野毫茶，当地人称为“bud”，汤色清冽，入口甘甜。他给众人描述的非洲茶园景象栩栩如生：“非洲还是手工作业，从采摘、选芽到晾晒，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完成，这样能保持茶毫完整，留存住鲜醇口感。采茶女唱着歌跳着舞就采完了，茶园里很欢快很热闹。
2014年，原本在国内做生意的崔超杰，机缘巧合下看到了非洲的商机，到肯尼亚投资，又幸运地得到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帮助，尝试在此种植茶叶。这些年来，他把来自非洲天然纯净的高山野毫茶叶推荐给了更多中国人。
本杰明为家乡茶叶做推广。
在崔超杰的公司里，有一位非洲小伙本杰明。他是肯尼亚人，2021年从中国科学院大学植物学博士毕业后，便被崔超杰招至麾下，参与推广茶经济、茶文化。
本杰明说，茶叶如今已是肯尼亚的主要产业之一。“目前肯尼亚是世界上第三大茶叶生产国。这里的茶叶生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 90%以上的茶叶是手工采摘的，以保持茶叶的完整性。这些勤劳的农民常年照料作物，不使用农用化工产品，以确保生产出纯净和健康的茶叶。”
因为人口不多，肯尼亚大部分茶叶用于出口。
“我的中国老板来了后直接从农民那里买茶叶，并将肯尼亚茶叶引入中国，扩大了肯尼亚茶叶的市场，使农民能够直接受益，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本杰明举了个例子，一个名叫乔伊丝·伊金亚的农户，尽管遭遇干旱农作物歉收，但凭借种植的200多棵茶树，仍然有10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9700美元）收入。而在5年前，这一家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
将肯尼亚茶叶引入中国茶市场，是个双赢的事，不仅改善了大批肯尼亚人的生计，让他们直接或间接从茶叶生产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生计，也让中国茶客有机会品尝不同品种的茶，有了更新鲜的选择。
“茶是将两个不同国家的文化、农业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平台。”本杰明很自豪自己的选择，“我是BRI（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受益者，我认为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让许多肯尼亚公民，特别是农民能从这项伟大的倡议中受益，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现在，本杰明通过短视频平台为家乡代言，向中国朋友介绍肯尼亚的茶和肯尼亚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接触到中国各个地方的人，他们也能够身临其境地观赏非洲风情。有时，我们直播室的一些客人很惊讶，因为他们不知道肯尼亚是一个茶叶生产国，他们很想尝尝这些不同品种的茶。我们在深圳开了一家线下茶叶店，附近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品尝功夫茶，我们一边愉快交流。中国茶文化使我们的交流变得独特。这些互动为中国和肯尼亚的公民创造了积极的联系和影响。”刚从直播间下播的本杰明说。
疫情三年，一直在国内的崔超杰计划好了五六月份去肯尼亚，“希望这片源自中国，长在非洲的叶子，在回到中国的过程中，能够架起一座中非友谊的桥梁。”
中国茶的传播之路，历时千年，通过陆路来到了中亚、西亚等地，通过海路先后来到了日本和欧洲等地。这片中国树叶缘何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道风景呢？
一生事茶的姚国坤深有体会，中华茶文化最具融合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成为“和而不同、和谐相生”理念强有力的佐证。
20世纪50至60年代，非洲不少国家取得独立。我国与同为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关系格外亲密。我国政府将马里作为援助的重点国家之一。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姚国坤成为新中国早期几位援非的茶叶专家之一，奔赴西非。
1975年6月，当姚国坤要告别马里回国的时候，茶场经理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面对放在桌子上的一罐茶叶深情地说：“你们走了，我们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来表达马中两国的情谊，请你们收下这罐茶叶吧！”然后他又指着茶叶罐上印着的“4960”（“49”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份，“60”表示马里独立的年份）字样说：“这是马中友谊的结晶，你们回国后吃到这罐茶叶，就会想起同你们共同战斗的马里朋友，就会想到，马里人民已经尝到了从自己国土上种出来的茶叶。”
2018年，崔超杰和非洲茶园工人合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不少国家成为世界重要茶叶生产与贸易国家。数据显示，世界茶叶生产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占总产量的97%。中国茶叶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分别占世界总茶园面积、总产量的60%、45%。非洲茶叶产量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15%左右。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双方借助中非合作论坛等对话机制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经贸合作。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中国茶叶出口企业调整在非洲的市场布局、优化茶叶出口结构提供了机遇。
笔者了解到，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致力于把中国的茶叶销往世界各地，一直保持中国绿茶出口第一的地位，具有熟悉当地政策、环境的优势。随着中非经贸的快速发展以及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非洲已经成为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出口市场。
据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杭州吉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菡介绍， 2019年11月，她曾带队到非洲考察了肯尼亚的内罗毕和蒙巴萨两个地区，最终选择了把肯尼亚的优质茶叶带回中国的合作方案。
“肯尼亚红茶是做奶茶的极佳原料。这种红茶有着独特的风味，高辨识度的香气特征，把它引入中国，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开发产品时形成差异化竞争，这种合作是中非双赢的。”叶菡说。
曾获得中国首届茶叶科普专家称号的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许咏梅，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非茶叶贸易的研究。
“茶叶贸易是中非合作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非经济发展、南南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许咏梅说。
她告诉笔者，中国绿茶近20年来出口数量和金额逐年稳步增长，而中国红茶近15年来出口数量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呈现下降的态势。“这与中国红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有关。”她说，非洲红茶物美价廉，像肯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在红茶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未来如何取长补短，将是中非茶产业携手并进的新目标。(蓝震、章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