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时间8月15日下午1时，英国电影学会放映厅。当放映灯的第一道光穿破黑暗，投射在荧幕上时，方励觉得，自己的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历时7年拍摄制作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方励感觉自己如同经历了一次二战，经历了那次海难。
此前一天，方励作为电影制片人、浙江劳雷影业公司总裁，刚刚带着《里斯本丸沉没》从浙江赶到伦敦，为的正是启动这部纪录片的超前点映。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一个二战期间在浙江东海海域上真实发生的惨案。为什么超前点映却要选择在伦敦举行？在影片的制作团队看来，超前点映上的观众，是最应该看见这部影片的人——近400位英军战俘后人，从英国的各个地方，甚至澳大利亚赶来。参加放映活动的，还有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以及许许多多帮助电影完成的朋友们。
这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在伦敦，又经历了什么？我们随着影片制作团队一起赶赴伦敦，回溯一艘沉没的船，和一段不该沉默的历史。
寻船，挽救一段历史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里斯本丸沉没》的开篇，是这样一句简洁有力的话。它真实记录了震惊世界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
1941年圣诞节，在香港作战的几千名英国士兵在与日军鏖战17天后被迫投降，成为战俘。1942年9月底，日军将这群英军战俘中的1816人送上货船“里斯本丸”号，意图将他们运往日本作为劳工。船行驶到浙江东极岛海域附近时，美军潜艇“鲈鱼号”将其误判为战船，发射了鱼雷。在船被击中到沉没的25个小时里，日军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英军战俘奋勇自救，破舱逃生。
故事到这里，人们看见的是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捉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这个世间应有的大爱。
危难之际，浙江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划着小舢板从水中捞起了384个奄奄⼀息的英军战俘。尽管那一天，仍有828名英军战俘或被淹死、或被日军射杀、或被困在船中未能逃生，就此沉入东极岛海域的海底。
幸存战俘们提到，如果不是中国渔民积极施救，将会有更多战俘死于这场海难。
81年间，很多人在挂念着沉没的“里斯本丸”号和这段历史。他们翻阅史料、采访亲历者及后代，不断地打捞着这段沉入海底的历史碎片。
方励，可能是如今最接近这段历史的人。
2013年，《后会无期》在舟山东极岛拍摄，方励正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在东极岛，他第一次听渔民讲起了“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方励很难相信，眼前这片蔚蓝、平静的海面下，竟然埋葬着这么多年轻的生命，他更不能相信的是，“我竟然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
为寻找“里斯本丸”号，同时身为海洋科学家和地球物理专家的方励在舟山海域做了两次海洋探测，独家绘制出沉船位置声呐图。
每次站在甲板上，想到脚下30米处就散布着这些年轻战士的遗骸，方励都觉得自己离他们那么近，那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都跟自己有了联系。方励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放下他们，更无法无视中国渔民的壮举。他决心拍摄⼀部纪录片，讲述“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1800多个被遗忘战俘的故事。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以船只的寻找、定位为起始，带出整个故事。片中，不仅有幸存者、战俘家庭、救援者的真切讲述，还用特效和动画等手段还原“里斯本丸”号在海上漂流25个小时直至沉没的情景。
寻访近百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联系380多位英军战俘家人并面对面采访其中120多人，研读百万余字英文及日文资料……为了真实还原“里斯本丸”号事件始末，摄制组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中国和英国深入调研外，更走入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地，采访美军潜艇和日本船长的后人。
而最为珍贵的是，他们挽救了一段段再也无法重现的亲历者口述——摄制组找到并采访了“里斯本丸”号事件的最后三位亲历者：英军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东极岛施救渔民林阿根。到2021年初，三位老人已相继离世。
在舟山本地，关于“里斯本丸”号的探究也从未停歇。2003年，舟山启动整理“里斯本丸”号事件，吸引很多研究学者加入，浙江海洋大学普陀研究院研究员胡牧就是其中一位。从2005年开始，他和其他舟山民间人士频频组织纪念活动，以帮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他认为，“沉没在舟山的‘里斯本丸’号，是我国海岸线上联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唯一一处战争遗迹，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不久前，一本以“里斯本丸”号事件为基点的小说《海上繁花》发表。“东极岛渔民勇敢营救英军战俘，并在日军搜捕中藏起其中三位。渔民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营救与护送对于抗击法西斯侵略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带着这些疑问去查阅史料，带着解密的心写下这个故事。”该书作者、舟山女作家杨怡芬说。
寻人，铭记一份真情
有一个细节，或许并非《里斯本丸沉没》的主线：摄制组在寻访过程中发现，当年因误判向“里斯本丸”号发射鱼雷的美军士兵，后来专门去参加了英军战俘的聚会。聚会上，这名美国老兵向“里斯本丸”号幸存者及遇难者后代当面道歉。当摄制组将这一信息告知这位美国老兵的后人时，他们深受触动。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事件在自己的父亲心里留下了那么重的伤痕。通过影片，这种人与人在经历战争后的创伤与和解，得以重现天日。
这正是影片《里斯本丸沉没》的温度所在。当历史碎片被重新挖掘，当悲欢离合被真实记录，当一个个行将被遗忘的人再被提起，历史不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历史正用它的每一个细节告诉我们，战争的残酷，和跨越种族、穿越时空的情谊。而这，正是铭记的意义。
为了铭记，摄制组做了大量努力。
2018年7月，英国三大主流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同时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整版广告：“你在哪？寻找1942年‘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中的英军战俘和他们的后人。”这是方励自掏腰包登的寻人启事。这样的形式，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关注，逐渐地，报端上开始出现关于“里斯本丸”号的报道。
在《泰晤士报》报道了“里斯本丸”号事件后不到两小时，读者利·格雷（Leigh Gray）便通过报社联系到摄制组。她的舅公詹姆斯·梅纳德（James Maynard）是828位“里斯本丸”号沉船遇难者之一。利从小听奶奶讲他舅公的故事长大，一直想把舅公的故事在家族中传递下去，也想让更多的人知晓这828位勇士的故事。
带着历史的温度，《里斯本丸沉没》链接起更多关于生命的线索。摄制组一路倾听，一路发现，一路震撼。方励说：“每天都在虐心，似乎经历了一场完整的战争。每天听到的都是悲欢离合、命运的起伏和历史的厚重，如同我经历了二战、经历了香港陷落、经历了一场海难……而那些后人们所经历的痛苦更是几倍于我。”
这里有亲人融入血脉的思念。许多战俘后人翻出家中泛黄的黑白照片，抑制不住对亲人的想念。83岁的罗恩·布鲁克斯（Ron Brooks），一手扶住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胸口，一手颤抖着握着父亲的信，努力试图将内容念出来，却几度哽咽。“我亲爱的Em，我在这边身体很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我把所有的爱都寄给你，你和孩子们一定要保持微笑……”当他收到父亲查尔斯·布鲁克斯（Charles Brooks）写于在香港被俘期间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已经在“里斯本丸”号事件中遇难。
战争结束的1945年，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死亡通知书。4年后，母亲也病倒去世了。70多年过去，年迈的罗恩回想起父母的离去，泪水依旧无法控制。
这里有家族超越时空的传承。“里斯本丸”号遇难者理查德（Richard）是五兄妹中的大哥，他比最小的弟弟杰拉德（Gerald）大17岁。弟弟的钱包里一直珍藏着大哥写给他的一封短信。那时的杰拉德只有5岁，理查德正被日军关押在深水埗战俘营里。那封信只有两行黑体字，全部用大写字母书写：“亲爱的杰拉德，永远记得要照顾和爱护你的母亲，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最亲的人。”一个5岁的孩子当然读不懂这封信的意义，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是一封临终遗言——大哥希望他有一天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撑起这个家。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理查德的侄子西蒙（Simon）和肯尼斯（Kenneth）。采访时，西蒙找出他在米德尔塞克斯军团服役时的军装，胸前别着他获过的奖章。“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叔叔一样，为国家效力过。”肯尼斯和这位素未谋面的叔叔也有着隔不断的关系，他父亲给他起的中间名就是理查德。一家人以这样的方式，默默铭记着这位早逝的亲人。
这里有战友并肩作战的真情。在暗无天日的船舱里，战俘之间互相帮助。有人勇敢突击，牺牲于日军的炮火；有人不断泵水，却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幸存者查尔斯（Charles）在逃出船舱后，想把好友弗瑞德（Fred）拉上来，但对方因为不会游泳，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2005年，87岁的查尔斯回到舟山，见到了当时在水里救起他的渔民，给了一个热烈的拥抱。
2008年，战俘在沉船事件后有过一次重聚。尽管几十年不见，他们依然记得彼此，热情地打招呼：“嘿，你不是当年在军乐团吹小号的人吗？我记得你！”不少人含着眼泪讲起当年的经历。
这里有人民代代相传的友谊。2022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幸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丹妮丝·维尼时指出，这起营救事件“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佳话”。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81年后，这种友谊仍在继续。
维尼家中，至今仍然放着一幅中国舟山书法家倪竹青赠送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中英友谊长青”，他与莫利生前还曾互致生日贺信；舟山本地匠人为莫利、贝宁菲尔德最后两位“里斯本丸”号幸存者制作了东极石石雕作为生日贺礼……
寻情，延续一种精神
这次赶赴伦敦之前，我们特地去了一趟舟山。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似真。她让我们看到了“里斯本丸”号事件延续至今的连接。
作为民间纪念活动组织者，吴似真至今和莫利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基本每月都要联系一次。”吴似真说，从日常问候到分享孩子成长照片，再到互赠礼物，两家的关系日益密切。
得知我们要去伦敦，吴似真托我们带上了她专门给莫利的玄孙女露娜准备的3岁生日礼物——一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簪，和一幅PS合成的合照。合照的左边，是露娜，右边则是吴似真的儿子方正。两个孩子都穿着红色汉服，很是喜庆。吴似真说，露娜身上的那件汉服，正是去年他们送给露娜的礼物。
当吴似真将礼物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界限的消弭。这样的消弭，也同样出现在《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纪录片中——《里斯本丸沉没》及其记录的历史事件，仍在影响着当下的人们。
它在记录历史，也在推动历史。
2019年10月20日，“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后人来到了东极镇。他们中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需轮椅代步，但是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东部的海岛，来到先人长眠的海域。
年过八旬的雪莉·班布里奇满头白发，随身带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黑发娃娃。这是她孩童时期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礼物，这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雪莉说，父亲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们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
这场纪念活动，正是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主创团队组织的。方励说：“在交流中，他们表达出强烈的意愿，想要来到舟山，来到‘里斯本丸’号沉没的地方进行悼念。”
它在纪念精神，也在传递精神。
“里斯本丸”号代表的是中英友谊，而其背后所展现的，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大爱。
轮船的船头冲天昂起，一会儿便沉入海中。船上的物品在沉船处扩散，落水者呼喊挣扎……危急时刻，目睹沉船的东极青浜岛等3个小岛的渔民迅速实施营救。据统计，3个岛上的198位渔民参与救助，直至当天午夜，先后出动渔船46艘，来回65次，共从海上救起英军官兵384人。据记载，那时岛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渔民们常年三餐不继、半饥半饱。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把自己家里能吃的、能穿的都拿了出来，有人还拿出了珍藏的鸡蛋和鱼干。
东经122°45′55″，北纬30°13′47″，这个位于浙江东极海域的救援点已然成为一座精神地标，荡漾开来的，是一直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珍贵记忆，还有珍爱和平的共同愿望。
从2017年开始，每年10月初，相隔万里的舟山和伦敦都会举办“里斯本丸”号纪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并纪念舟山渔民的壮举。在舟山，人们将白色花瓣撒向大海。在伦敦，人们为故去老兵献上红色花环。“里斯本丸”号在中英两国人民心中激荡出的回响，是对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战火中人性光辉的深切致意，更揭示了深刻的道理，面向未来，人类理应同舟共济。
它在控诉战争，更在呼唤和平。
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是通过《里斯本丸沉没》，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无法释怀的痛。有的人睡觉从不关门，因为害怕被锁起来的感觉；有的人不敢让儿女靠近海边。这些英军战俘家庭对于逝者纪念的方式是不过圣诞节，因为1941年的圣诞节是香港英军的投降日，那是一个魔咒般的起始——他们即将登上“里斯本丸”号这艘死亡之船。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尽管从沉船的鬼门关里逃生，却一生都活在战时的阴影里。他的女儿希拉·斯通（Sheila Stone）回忆说，小时候常听到父亲做噩梦尖叫。去世前两周，父亲已神志不清。有一天，他忽然激烈地反抗，大喊：“我是个自由人！你们谁也不能碰我！”希拉不希望父亲的经历在任何人身上重复，她严肃而动情地说：“停下，在另一场战争开始之前。”
随着影片的放映，观众席中传来声声啜泣。渐渐地，有人低头，有人抹泪，有人放声大哭不能自已。
“他们永远不会老去，徒留我们日渐衰老；他们永远不为耄耋所难，永远不为残年所累；在每一个日落日出的时刻，我们永远铭记他们。”伴随着片尾曲的响起，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久久地回响在放映厅中。有人激动地大喊：“感谢你们！”方励和主创团队抱头痛哭。这个“东方敦刻尔克”的故事，不仅是对生命的纪念，更是对和平的呼唤。
“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方励说。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群人成了谜。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有一群人，将这段历史铭记。还有一群人，让这段情谊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