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全体经济学家都坐在一起，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If all economists were laid end to end, they would not reach a conclusion.）

萧伯纳的嘲讽，经济学家可不敢苟同，不过马克思批得更凶：“替资产阶级剥削者不当的阶级利益服务，随时愿意把人类出卖给大企业与金融资本，经济学家根本是谄媚的辩士”。这些标签到底反映多少真实，唯有从个别案例中去追究，我们寻常百姓，只问一个问题，贫富差距是否在扩大。

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客观性，是知识圈由来已久的争议，经济学家当然自认客观，并认为大众对他们存有两种偏见：营私逐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以及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马克思的批判就会被经济学家划入“营私逐利偏见”；指责经济学家对市场的信仰流为一种保守主义，并与大众认知背道而驰，则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

不能否认的是，经济学家发展出许多工具，对市场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比大众相对客观。然而也不能无视，就是有经济专家乐于充当富人的说客，玩弄数字以影响政策。也有一种经济学家以偏颇的学理角度，批判经济政策。

说穿了，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它难以避免如史学或社会学的人为偏见，所以才会在行内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而经济又是大方针，阶级利益的汇聚之所在，作为专家，也难免会受到利益的引诱，曲解所学，以图利自己与特定团体。

作为深受经济政策影响的大众，我们不能偏听任何的经济政策说项，唯有在针锋相对的财经立场中，把握好真正对大众有利的目标，从而理解数字解读上的是非。

税制，是追求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通常也是最沉闷无聊的话题，民众并不特别关心。台湾几个重大法案闹得沸沸扬扬，可税制改革不在聚光灯下，然而它却是个大隐忧。

去年，某知名亲绿财经专家，在媒体上对蔡英文批评了几句，便立刻被召见“摸头”，该专家当面向蔡英文抱怨，股市不健全，有很大原因在于外资与内资的税制不平等，造成本土股市大户出走，变成“假外资”再投入台湾股市。

蔡英文当场回了一句话：“股市内外资科不同的税，是我心中的痛”。

现在我们知道，举凡蔡英文心中最软的，心中最痛的政策，放在她手上改革，就必然出大问题，一例一休劳工政策，就是处理她“心中最软的那一块”，结果全体岛民都不爽。

这次，关于内外资的税制，又是她心中的痛，案其前科，改革势必出大问题，果不其然，新税制一出，就被更有声望的经济学家痛批：图利富人。

我们不妨看看这图利富人的税制，长什么样。

原来税制的争议

那位亲绿财经专家的批评，也是反映本土投资大户与证券业的共同心声。简单说，本土投资人的股利所得，须并入“综合所得税”，按所得课征5%-45%不等的税率。大户由于股利所得金额高，所以往往被课征最高的45%。反观外资，由于相关单位无法掌握外国人在台湾的综合所得，所以只能适用于“分离课税”最高20%的税率。

亲绿财经专家

同样投资股市，外资缴较少的税，当然不公平，因而造成本土大户资金出走，或变假外资以减少税负，要不然就是干脆离开股市，转投资其他金融商品或炒地皮。上市公司老板痛批，政策若能吸引100位大户资金归队进场，比找回100万小散户有价值得多。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湾综合所得税（简称综所税）针对个人年度所得，分为10个项目，包含薪资、股利、财产交易所得、退职所得等，以“累进税率”的方式课税。换言之，所得愈高的项目，课征的税率愈高。

至于这10项之外的所得，例如你中了彩券大奖，由于不是年年都能有这类所得，故而不用综所税，而采“分离课税”，只要课征单一税率20%即可，不用课到45%。

由于外国人所得难以掌握，无法有效“综合”其所得，所以只能在所得发生当下课税，故而采“分离税制”。

如果我们纯看数据，这种说法确实有几分道理。问题在于，若对外资课征45%的税，以公平对待内外资，那只能吓跑外资，重创股市。故而，亲绿财经专家与上市公司，证券商的立场是，让内资也采“分离课税”。

就是从45%降到20%。

蔡英文交代下去，财金“首长”们就动起来改革这项“不公平”，“财政部”日前已拟好改革计划，将股利所得分离课税，送交“立法院”审查。

这一来，另一种经济学专家大声表示不服了。

为何是图利富人？

长期研究台湾所得分配、今年也甫因相关研究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朱敬一，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种税制改革，“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顶尖万分之一的大富豪，所得有9成以上是股利；一般人只有1成，如果分离课税等于帮大富豪减税，会严重影响公平”。

为了公平而改革的税制，为何反而严重影响公平？

朱敬一认为，为了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富豪，动摇最基本的公平课税——综所税累进原则，是本末倒置。因为累进税制的初衷，就是要所得高的人多缴些税以确保社会公平，目前的5%-45%的税制是促进阶级平等最重要的手段。

根据朱敬一团队的研究，收入位列前20%到前0.01%的富人，其所得高达九成五是资本所得，而资本所得(含土地交易所得)中，股利所得又为大宗。

上一次在观察者网我也谈到，富人主要所得就是钱滚钱，资料来源也是朱敬一的数据。这次的新税制，将使全台万名富豪，平均每年将减税超过400万元，就因为股利课征从45%降到30%或更低。请注意，这400万元不过是富豪纳税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减税额”，可见富人阶级的所得有多高。一般受薪阶级的平均月收入约35000，每年缴税不到一万，要赚近10年才赚得到400万。

新税制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九成收入都来自资本所得的顶级富豪。

让我们纯从数字问问题：1. 你有多少机会能位列前20%的富人阶级？2. 为富人降税，是否鼓励原本资本所得占比只有两成五的富人，投入更多钱炒股？3. 不是富豪的你，愿不愿意生活在极端贫富差距的国家？

答案很明显了吧？

富人的公平，不见得就是大众的公平。

朱敬一痛批，新税制表面上看似要解决资金外逃的问题，骨子里却可能重击社会公平原则。而所谓有能力变成“假外资”的富豪，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富豪才办得到。分离课税不过是图利富人的幌子。

朱敬一的沉痛呼声，让所得中产的我，读着读着也噙着泪，写下这篇文章。

朱敬一

股市不是让大户投机炒作的天堂

善与恶，在终日谈钱的财经专家眼里，有着不同的尺度。萧伯纳的嘲讽并没有错，财经专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见解，史迹斑斑，我们不难得出其差异就在于“谁为富人阶级说话”，同样的数字，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朱敬一极为反对“降税救经济”的论调，因为根据数字，台湾调降营业所得税的前后几年，投资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图利富人，成为一个富人喜欢纳税的地方，或许对税收有正面帮助，然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穷人的，就算你年收入10万美元，住在平均年收入100万的富豪岛，也形同穷光蛋。贫富差距看的不是你赚多少，而是所得高与相对所得低的人，财富比例是否悬殊。

所以对升斗小民而言，哪有什么资本所得？每个月薪资还有盈余就很不错了，拿这点钱投入股市当个小散户，还贪心想借此致富，最终就是被大户坑杀的份，相信投资过股市的大部分散户股民，懂我的意思。

股市乃经济橱窗，让上市企业有竞争力，才是鼓励投资的正道，税率高也不愁没人敢投资，想方设法要留住纯粹投机炒股的大户，如朱敬一所言，确实是本末倒置。

关于分离课税能让假外资回流的说法，是一种以“极大化税收”的单一考量。说白了，就是让富人少缴点税，吸引更多富人缴税，好似“降价冲量”的概念。然而，政府不能只想着增加税收，也要设计让富人愿意做社会公益的减税措施，将资金引导至需要的社会角落。故而税制的考量是多元的，一味只想增加税收的政策，对社会反而有害。

100位大户资金归队进场，比找回100万小散户有价值？是吗？

结论

社会大众无须仇富，因为许多富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甚至协助你开创人生的愿景，在社会贡献的层面上，我们乐于见到富人发挥才智造福大众。站在社会公平的角度，让富者缴纳较多的税，概念并没有错，如果富人本身没有这种公平正义的道德高度，只是想方设法避税，甚至运作经济专家影响政治为之图利，那么当然要接受公评。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些指点数字与高深经济理论的所谓专家，之所以享有崇高声誉，往往是因为大众懒得去理解数字与学理。或许真如经济学家所言，大众对财经专家的偏见，肯定有怀疑其“图利”或“学究”的因素作祟，且通常出于无知。不过，一旦大众进入从无知到初步理解的领域，许多图利型与学究型的专家将当场现形。

新税制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图利富人阶级的知名财经专家，影响了当权者，再经由秉承上意，有违学术道德的财政官员，推出不负责任的政策。而这些人，都是“专家”。

朱敬一写了10封信给林全，劝阻新制，我希望他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