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地图走红后——

揭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作者：本报记者 邓晖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蔓延，透明、真实的疫情数据备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在众多实时可视化数据发布平台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频频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多国媒体、机构的报道和分析中。

相关数据显示，从该疫情数据1月22日上线以来，每日平均使用量从1月底的2亿次，在3月初上升到每日12亿次，高峰时每日近20亿次。

统计数据的机构和网站如此之多，为何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数据更受青睐？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有什么特色？它和中国大学又有哪些合作？

火爆的疫情地图背后：

　　权威的大学研究实力在“背书”

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的核心开发成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土木与系统工程学院博士一年级学生杜鸿儒一直在“连轴转”。他告诉记者，这一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由他的导师、该校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的劳伦·加德纳(Lauren Gardner)副教授倡议开发，最初的核心成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学生董恩盛。

“最开始，这一系统叫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疫情可视化数据图’。”杜鸿儒介绍，在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在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时，董恩盛就与导师达成一致意见，要做一个疫情数据地图，并于1月22日完成并上线了最早一版。最早数据的收集完全靠手动整理，每天最多更新4-5次，但随着疫情发展，这样的工作模式难以持续，2月1日，杜鸿儒开始加入。进入3月以后，数据已经可以实现每20分钟自动更新一次，并且加入了人工审核，保证数据准确性。

杜鸿儒告诉记者，他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手动收集的阶段主要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以及美国数据的更新；进入自动更新阶段后，我主要负责编写自动更新的代码，同时负责维护Github数据库，通过对比WHO的数据，验证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为了不断完善可视化效果，研发团队还对数据地图进行了多次改版。

记者注意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地图并不是“独此一家”。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美国CDC官方以及《纽约时报》、CNN等媒体都构建了自己的数据发布体系。“对手”众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为何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所以CDC地图的更新速度和精度都很有限。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地图走红的背后，既有着“最早启动”等偶然性因素，也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性相关。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图的‘走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及时搜集整理了来自中国网站丁香园、美国和欧洲疾控中心等的疫情数据，数据覆盖全球，更新及时，完整性和时效性甚至超过了WHO网站；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公众更加愿意相信它作为学术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个数据系统的开发只是一项很具体的工作，社会效应是主要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实力是他们在疫情危急时刻得到公众和媒体认可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洪波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薛镭认为，与其他数据发布平台相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发布的界面易于导航和阅读，同时更新最频繁，在系统升级后可以自动抓取数据，即时性较高。“在这个过程中，值得点赞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极强的学术敏感性，校方在发现这个疫情数据地图‘火’了之后，迅速给予了相关团队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和专业性。”薛镭说。

但在更新过程中，这一疫情数据地图也曾经出现过大的失误，比如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8时曾误报“全球确诊病例200万”。

“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球疫情地图，但每个国家的播报标准一直在变，比如西班牙会突然引入疑似病例，但我们因为语言障碍有时无法将这一变化及时反映出来。所以现在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系统也更名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图书馆、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很多科研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所有数据都已经实现了自动更新，只需要人工做一些异常情况的应对工作。”杜鸿儒介绍，他现在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数学建模，即在数据展示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分析和预测，“一是评估美国现有的疫情应对政策效果，二是精准到郡县一级对疫情走势进行预测。”

百年名校的办学法则：

　　重视科研、站在前沿

与迅速“走红”的疫情数据图相比，在中国国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知名度并不如一些传统的常青藤名校高。但事实上，这所有着144年历史的大学，不仅是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顶级的私立名校。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显示，该校位列世界第12名，全美第9名。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始建于1876年，主校区坐落于美国大西洋沿岸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60多公里。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有着浓郁特色，甚至被称为“建在美国的德国大学”。

“近代以来，德国大学重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银行家约翰斯·霍普金斯留下了一笔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元，分成两半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希望能够仿照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抛弃美式学院的陈规旧制，打造一所专注于研究的大学。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基因，科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赓续至今的传统。”从2014年开始，因为有着学生培养项目合作，薛镭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互动频繁，在他眼中，这所大学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非常重视科研，我们接触的该校教授中，他们的薪水相当一部分由科研经费支付，没有科研基金，教授很难待下去。二是师生比很低，中国很多大学的师生比是1：15甚至1：20，霍普金斯大学只有1：8，这使得它很多课堂可以开展小班授课。三是比较务实、强调社会责任，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公共卫生研究项目。”

洪波曾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两年，他告诉记者，作为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师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紧密，学生也可以深度参与实验室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氛围跟哈佛、MIT相比更加沉静从容，不那么‘跟风’，教授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比率较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科交叉的广度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都是非常突出的。”

而在教学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教育课程设计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核心课程的难度和挑战度很大，学生跨系选课和转专业是很平常的事情。洪波比较了解该校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教学：“他们把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整合成少数几门课，让最资深的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把自己研究的前沿素材带到课堂上，融入作业里，是典型的研究型教学。近年来，该校生物医学工程系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课程，让学生组成小组，以来自临床的真实问题为题，进行开放式实践性的团队学习，并组织设计竞赛，在解决实际临床问题中提升学生的创新和设计能力。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也把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了本科培养方案的改革中。”

具体到公共卫生学科和医学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及其医院更是被公认为在医疗、科研及教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整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体系内，医学科研人员、医生、护士、技师、各种临床专科的专家、志愿者等高达2万5千余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官网信息则显示，其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包含流行病学、生物统计、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卫生政策和管理、全球健康、环境健康工程、健康行为与社会、人口家庭和生育、分子微生物与免疫学、精神健康等10个方向。

“霍普金斯大学把医学学科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这使得教授们能够始终站在生命科学、医学、医工交叉学科的前沿。同时，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霍普金斯医院，该医院一直在全美排名第一。其医学院也一直和哈佛医学院比肩。”洪波认为，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疗的紧密结合，是该校医学学科的最大特点和优势，“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医院只有一街之隔，中间连着多个廊桥，科学家和医生很容易走到一起合作创新。正是强调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的交叉融合，该校共有27位教师或者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6位获得的是生理与医学奖。”

“医学确实在霍普金斯大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在入校之前对公共卫生领域没什么了解，但博士一年级所做的3个项目都与医院、公卫有关。我们很多课题组组会都是跟公卫学院一起开的。”杜鸿儒说。

洪波还介绍，除了在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卫生学科领域一直处在全美前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也是世界知名的太空探索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和发射了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New Horizon)、太阳探测器帕克Parker等。

赓续百年的科学合作遇挑战：

　　美国政府政策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所并不为国内公众熟知的大学，其实早在百年前，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关资料显示，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模式兴建的。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日益增多。

2005年，洪波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回到清华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王小勤教授一起推动了两校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合作。2009年两校建立了清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研究中心，2018年两校合作建立生物医学工程国际双学位项目。“截至目前，我们两校在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医学影像等领域开展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安排了近百人次的教师互访和学生交流。近年来，清华大学还与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了清华—霍普金斯SAIS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项目，与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建了公共卫生博士项目。”洪波介绍。

此外，公开信息还显示，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等多家中国医院、高校有着科研方面的合作。

“在我国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医院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等的研究都亟待进一步的加强与创新，为了培养在医疗健康领域内具有领导潜力的专家型管理人才，进一步提升整体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我们从2016年开始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每年25个人，到现在已招生100人。除了少部分线上授课外，要在清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集中授课。”经过4年的合作，薛镭感叹，两校都在这种合作之中增进了认识，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加速蔓延。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疾病没有边界，应避免疫情政治化带来的人为障碍，全球应通过有力的、多层次的、跨国的、协调一致的措施来共同应对疫情，全世界科学家更应该加强合作和共享。

“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中国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都是很好的榜样，我希望世界上各个国家可以参考中国的防控手段，早日控制全球的疫情。”杜鸿儒说。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提示全球公共卫生研究合作和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洪波表示，“此前，两校在共同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批优秀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行业的医生和学者从这个项目走出来。前不久，清华大学刚刚成立了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并收到了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热情祝贺。”

合作正在继续，但学者们也并不讳言，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科学家们的合作也正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希望，基于两校公共卫生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在疫后对相关的卫生管理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但扩展到整个中美科学界的合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薛镭说，“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本不该政治化的科研合作。在美国政府一些人的刻意引导下，有些美国民众也开始对华抱有敌对意见，持有理性观点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声音反而不能被重视。去年，在美国政府一些部门的压力之下，很多大学对与中国大学合作的项目进行了审查。在这种态势下，要想大规模地开展深度合作，对美国学者来说，要承担相当大的压力。”

(本报记者 邓晖）

责任编辑：吉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