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至13日，“APEC经济体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论坛”（APEC Economies China Studies Scholars Forum）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16个APEC经济体的近百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的发展与亚太的共同未来”核心主题，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学术研讨。

作为2026年APEC“中国年”的重要学术前奏，当用作APEC会议“超级会客厅”的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在马不停蹄地升级之际，近百位中外学者齐聚广东，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份份学术报告，更是对亚太经济走向的冷静判断：在逆全球化的喧嚣中，APEC能否交出及格的经济答卷？

答案尚未揭晓，但议题已浮出水面：传统经贸合作亟需升级，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竞争规则，而粤港澳大湾区正试图成为可输出的“中国方案”。

多元议题：从“更多贸易”到“更好贸易”

印度尼西亚大学副校长Hamdi Muluk在论坛上提出了一个直击要害的点：“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多贸易，而是更好的贸易。”

APEC成立近40年来，其议程已从最初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逐步扩展至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等更广泛的领域。

其中，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六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3.52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但Muluk也提到，应当从出口原材料转向本地化加工，从工厂升级到数字技术提供。换言之，贸易顺差数字的“量”已经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产业链上的“质”是否提升。

厦门大学教授包广将以中印尼镍矿合作为例，提供了“更好贸易”的实证。印尼拥有全球40%-50%的已探明镍储量，但在冶炼技术、产业资本和全球市场网络中相对薄弱；中国拥有成熟的产业体系、先进的冶炼技术和广阔的市场，却面临资源约束。两国的合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典型的“资源换技术、市场换产能”的互利格局。

在海洋经济领域，中山大学梁育填教授点出了另一个被忽视的机遇。环南海地区渔业资源丰富，但印尼东部渔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从巴布亚省运鱼到广东需要35天，冷链和航线网络严重制约贸易潜力。他建议，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应当以基础设施补短板、以产业对接为核心、以制度衔接为保障。这一思路，恰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高度契合。

从矿产到渔业，从贸易到投资，论坛传递出的经济信号是一致的：亚太经贸合作正在从“广撒网”走向“深耕作”，谁能在价值链上占据更高位置，谁就能在下一轮区域竞争中胜出。

AI与算力：数字经济的“新石油”谁来定价？

论坛现场，人工智能与算力基础设施也成为多位专家热议的焦点。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心集群以及领先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区域合作的“增量红利”，是APEC必须回答的问题。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翁诗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数字能源转型等新兴驱动力已从“新世代议题”演变为APEC的“核心支柱”。他特别提到，小微企业应成为数字赋能的重要受益者，通过简化信息获取渠道、降低行政成本，让更多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到区域商业中来。这一观点得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Antje Fiedler的呼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程永林则提出了“算力是新的石油”这一判断。算力资源的跨区域调度、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协调、数字支付的互联互通，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的合作框架。他建议，依托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既有机制，推动中国—东盟算力走廊建设，在数据互信互认、数字货币结算等具体领域先行先试。

事实上，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践已经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从深圳的5G+工业互联网到杭州的跨境电商综试区，从广州的数字贸易港到成都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经济模式正在形成。这些经验通过APEC平台与各成员分享，有助于缩小区域内的数字鸿沟，让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享受到技术进步的红利。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余壮雄则从制造业视角补充了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他指出，AI技术正在优化生产流程、降低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这使得近岸制造和智能化生产成为可能。东南亚国家正在积极应对这一趋势，例如越南、泰国已经建立了“AI+制造”特区，引入腾讯、阿里云等服务，将人工智能转化为产业链的区位优势。这一案例表明，技术变革不是挑战，而是机遇，其关键就在于各经济体是否有能力主动拥抱变化、调整发展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与亚太合作的“样板间”

本届论坛上，粤港澳大湾区被反复提及。这并不偶然，大湾区面临的核心课题，与APEC面临的问题在结构上高度相似：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之间，实现高效的经济协同？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剑指出，大湾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经济总量，而在于探索出一套“不牺牲各自制度主权、通过技术性安排实现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路径。他以“组合港”通关模式为例，通过“一次报关、一次查验”，通关时间缩短3至5天，物流成本降低15%以上。这正证明了制度差异不是障碍，技术性互认才是关键。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李健聪则从绿色金融角度观察到大湾区的独特优势。他指出，香港2025年绿色债券发行量突破800亿美元，其中约三成用于大湾区新能源项目。这种“内地产业+香港金融”的绿色合作模式，完全可以推广至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国家，帮助它们将可再生能源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

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将大湾区经验提炼为“机制性建设”的范例。他建议APEC借鉴这一思路，推动建立中小企业合作委员会和行业对接平台，并提议APEC中小企业会议可在广州长期设立机制，让中小企业真正受益于区域合作。谢宝剑总结道：“大湾区不是‘中国的特区’，而是‘亚太的试验田’。这里的每一项制度创新，都可能成为APEC能力建设模块的输出内容。”

大湾区带给APEC的最大启示或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一定需要统一的制度框架，而是可以通过务实的技术安排、循序渐进的试点推广、各方受益的合作机制，逐步走向深度融合。

文丨记者 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