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澳门文化打了半辈子交道，吴志良在接受GDToday专访时对澳门典故信手拈来：澳门是人类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文化典范，是中西方认可的文化符号，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大厦……这些比喻拥有着共同的内核——文化。

“澳门就是一个样板，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方式。”近日，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在接受GDToday专访时表示，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流融合，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通过“澳门学”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澳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还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经验。

澳门回归以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吴志良形容回归前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澳门”。展望未来的发展，吴志良认为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澳门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优势，这种文化特性在当前扩大对外交流，特别是文明互鉴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谈澳门回归前后

“不可同日而语”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五星红旗在澳门冉冉升起，吴志良在现场流下热泪。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澳门社会各界“翘首以盼”的心情，大家都在期待澳门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当被问起澳门回归前后的变化，吴志良用一句话总结：“不可同日而语。”

回顾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的发展，社会治安明显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澳门”。

GDToday记者：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作为长期参与澳门社会和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您可以分享一下澳门回归前后的个人感受吗？

吴志良：这种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不可同日而语。”1999年回归前，澳门是一个面积仅有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不足40万。那时，澳门的生产总值停滞不前，经济状况不佳，治安问题频发，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文化和社交活动的发展。自回归以来的25年间，澳门实现了显著的进步：GDP增长了3.2倍；建立了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并实施了15年免费教育政策；通过社会住房和经济房屋项目，基本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社会治安明显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澳门”。作为澳门人，特别是经历了回归过程，我们都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GDToday记者：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您认为澳门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独特文化性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吴志良：历史学界一直认为澳门是一个文明实验室，不同民族、文化和信仰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平共处了几百年。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流融合，形成了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文化特色，特别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澳门可以和睦相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澳门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融合的特点。这种文化特性在当前扩大对外交流，特别是文明互鉴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澳门就是一个样板，完全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方式。如果将澳门比喻成一个文化符号，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能理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能被西方人接受也能被中国人接受的文化符号。

谈澳门学

“澳门人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首次提出了“澳门学”这一概念，旨在全面探讨澳门的独特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2010年，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大学召开，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广泛认可。

“我们希望通过建立澳门学，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作出贡献。”吴志良认为澳门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可为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对外交流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而他所在的澳门基金会一直在支持各类研究的开展。

GDToday记者：作为澳门学建设的关键贡献者，您如何评价澳门学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地位？

吴志良：澳门学的国际认同度从2010年开始提升，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第八届将于明年举办。我们提出“澳门学”的概念，主要是因为澳门丰富的历史和特殊的历史发展在中国众多城市中独具特色。我们需要探索，澳门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因此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澳门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区域学研究，我一直将其比喻为构建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面旗帜。尽管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我们需要在学术上树立旗帜，引起大家的关注。

澳门特区成立后，特别是过去十几年，我们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历史转向现实，探索澳门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澳门发展的理论和制度，探索澳门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澳门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澳门本土的学术体系。

GDToday记者：您主编了许多关于澳门的作品，您认为这些作品在澳门文化研究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志良：30年前我们开始编辑图书时，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把澳门比作一座大厦，我们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从1997年开始，我们不断编辑出版澳门本地和外地学者关于澳门的著作，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我们还出版了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书籍，这是为了丰富澳门学界的认知，加深我们对澳门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理解，希望探索出更好的澳门发展道路。因此，澳门基金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版了上千部图书，可以说对澳门各方面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带来了客观的成果，这些成果使得我们今天对澳门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知。

通过研究，我们知道澳门人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未来要去往何处。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对澳门的归属感。因此，我们可以说澳门研究的最大功劳就是构建和完善了新的共同体意识，证明了这种意识的本质是不同的。

GDToday记者：作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您认为基金会这几十年来在澳门的文化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推动和支持澳门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文化领域。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门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的背景下，在学术研究、历史文献档案的整理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澳门各学科的研究。澳门基金会在过去几十年里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澳门各方面，特别是文化学术方面的发展。这些工作对促进澳门居民的归属感、自豪感，以及推动澳门居民的家国情怀和共同价值观的建立有很大的帮助。

谈大湾区建设

澳门文化交流经验可以借鉴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五年以来，将“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为澳门的发展定位之一。

“澳门可以拿出什么来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就是文化。”当被问及澳门如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时，吴志良提出，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丰富经验不仅可以在区域内得到推广，也能为中国更广泛的对外交流提供宝贵参考。尽管澳门由于地域限制面临一定的挑战，但通过深度融入大湾区，澳门能够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和支持，进一步放大自身的文化和影响力。

GDToday记者：今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五周年，您认为澳门在未来的大湾区发展中可以如何延续和加强这一角色？

吴志良：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后，澳门可以拿出什么来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就是文化。大湾区成立的目的不仅仅是经济共同体，更是有共同价值观、共同认同、共同身份的人民共同体。只要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身份建立起来，大湾区就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将澳门几百年来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社会融合的经验，推广到湾区更大的范围内，有助于促进湾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此外，澳门独特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以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对外传播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GDToday记者：随着区域融合发展的加速，澳门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吴志良：澳门文化发展面临的最大阻力是澳门地方太小。尽管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交流经验，也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但由于地方太小，产生的影响有限。因此，我们非常期待能够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借助各方力量将澳门的价值和作用发挥出来。“小舞台也能演大戏”，希望澳门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澳门的文化设施相对不够完善，缺乏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第三，澳门的文化项目虽然多，但规模较小，缺乏统筹安排，专业水平有待提高。最为关键的是，澳门若要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就必须提升其国际化程度。这不仅需要澳门自身持续努力，更离不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