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以出土大量高等级良渚玉器而闻名，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中心之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位于常州市天宁区的全国文保单位常州寺墩遗址。2019年，寺墩遗址开启了第6次考古发掘，历经4年多的艰辛努力，在这里有了众多新发现。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在南京博物院寺墩考古工作站，首次将镜头对准最新发掘的墓葬区，看一看近年的考古发掘究竟发现了什么。
寺墩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现场。
高端奢侈品玉璜，可见5000多年前已出现社会分化
1973年，当地村民在这里取土时，意外发现了玉璧、玉琮，寺墩遗址因此被发现。南京博物院寺墩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于成龙表示：“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当时挖到的玉璧、玉琮多到需要用扁担来挑，可见地下玉器之多，寺墩埋藏的良渚文化之发达。”
寺墩遗址前5次考古发掘有哪些成果呢？“最重要的发现是良渚文化时期的3号墓。”于成龙说。
墓主人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随葬品中包括33件玉琮、24件玉璧，以及玉珠、玉管、玉锥等组合成的项链，是目前良渚文化随葬玉琮、玉璧数量最多的一座，等级之高屈指可数。这个年轻人，占有大量的玉器财富，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部落首领，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严重社会分化的标志之一，这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已经进入古国时代的重要证据之一。
寺墩4号墓也有重要发现，出土的一件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是南京博物院的十八件镇馆之宝之一。
这次考古发掘，这片墓葬区有什么最新的发现？据于成龙介绍，到目前为止，墩北台地共发现了40座史前墓葬，主要属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就是从崧泽文化演进而来的。88号墓的随葬品共有32件，是本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包括鼎、豆、杯、壶等陶器，崧泽人陪葬往往是这样的一套相对固定的组合，此外还有一件玉璜。
玉璜是什么？墓葬里只陪葬了一件玉器，是不是说明墓主并非大富大贵？于成龙表示，从各地的考古来看，玉璜出土时都位于墓主人脖子的部位，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玉璜就类似今天项链上的佩饰。玉器是当时的奢侈品，良渚时期的玉器非常发达，大墓中会有很多玉璧和玉琮，但是在崧泽文化时期，玉器器型较少，种类不多，常见玉珠、玉管、玉玦等，玉璜在当时就是比较大型的玉器了，属于当时的高端奢侈品。
在40座墓葬里，只有两座墓葬各出土了一件玉璜，可见玉璜在当时非常珍贵。另外，出土玉璜的墓葬，随葬的陶器也很多，像88号墓随葬31件陶器，这在当时已经是等级较高的墓葬。也就是说，崧泽时期的墓葬也分等级，墓主人也有身份差别。据于成龙介绍，这片台地上发掘了两处崧泽墓地，一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台地东北区，这40座墓葬，大多数随葬品在10件以上，二三十件很常见。
“打个比方，这里埋葬的是当时的大富豪和小富翁。而台地西南方还有一处墓地，共发现了8座墓葬，随葬品基本在10件以下，墓主人相对贫穷。可以看出，这两处墓葬区等级有明显差异，也就说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差异很大，可见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地下世界是人间状态的折射反映的是人间的百态，几乎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于成龙说。
考古工作中，墓主的头朝哪个方向是一个很受关注的细节，这很可能与当时的习俗或者是信仰有关。但是这批墓葬的头向不一致，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对此专家也很疑惑，需要下一步工作重点关注。
更引起专家注意的是，这些随葬品放在棺木的位置。从95号墓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棺外，但这几件体型较小的随葬品是放在棺内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在不同遗址间也是有差异的，比如15公里外，同时期的常州新岗遗址，器物主要放在棺内。
水井、红砖、土墙，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在寺墩遗址的探方内，还可看到一个“洞”。让专家们惊喜的是，这其实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口水井。在水井里，居然留下了一根木头。
“这口水井距今大概4000多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部助理馆员余官玥说：“这也不是一般的木头，这是穿越到良渚水井的崧泽木头，可能是一座建筑物的构件。这处遗迹当时就建在水边，它也可能是栈桥或是码头的一部分，甚至有其他可能，一切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现场，记者还发现地面上留下了无数道长长的痕迹。余官玥告诉记者，从现在发现的范围来看，这里有植物铺垫过，东西长度超过了20米，南北宽度到达探方边缘已经超过10米，无论它是房址或是其他建筑物，它的规模都相当惊人。
“这类木质遗存属于有机质文物，如果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很难保存下来，出于保护需要，我们只揭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希望通过局部解剖了解它的结构和性质。接下来我们要制定严密的发掘方案，只有确保文物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我们才会启动下一步的发掘。”余官玥说。
除了崧泽文化的遗迹，良渚文化遗迹也有重要发现。
在探方墙壁上的土有很明显的黄色和黑色的分界线，黑色的地面就是崧泽人生活的地面，黄色地面就是良渚人生活的地面。
良渚人的生活面发现了好几个灶，还有红烧土的房基。
于成龙解释说：“红烧土就类似于今天的红砖，都是土壤被火烧过后形成的。红烧土经常被先民们用作建筑材料，可以使墙体更为坚硬而且防潮。所以这处红烧土应该是当时建筑的墙基，但它究竟是什么建筑，还有待下一步发掘。”不过让专家疑惑的是，已经揭露出来的红烧土基槽长度已经达到9米，东西两端的边界都还没确定，如果作为房子的话，这个面积即使放到现在也相当大。
这是不是供人们集体活动的空间呢？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
良渚人没有铁器，也没有砖头水泥，他们是怎么盖房子的？
“这片红烧土可以很直观地展示当时的‘木骨泥墙’工艺。这上面的凹槽就是植物的茎杆的痕迹，当时的人以植物茎杆作为骨架，在两侧糊上泥，做成土墙。但是这样的土墙并不结实，很容易被雨水泡软、冲塌，因此人们会在墙边和地面堆上柴火，放火烧烤，让它变得坚固。墙体建好后，人们再搭建屋顶，铺上茅草，房子的主体就盖好了。”于成龙说。
在泥里拌稻壳，能够增加泥土的韧性，这样做可以提高建筑质量。此次考古，在发掘区域内还没有发现稻田的遗迹，但红烧土内的稻壳说明，周边一定有当时的水稻田。
5000年前，聚居在这里的良渚人就砌泥墙筑屋，过上了饭稻羹鱼、琢玉磨石的生活。我们常说，中华文明5000年，寺墩遗址也是一处考古实证。
日月山刻符，5000年前不同文化的交流印记
文物出土后，会暂时保存在临时库房，尽快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绘图等整理工作，这也是一个深入研究的过程。
“这里有12件陶豆，每一件都‘长’得不一样。豆字甲骨文的写法就是一个高足盘，这12只豆出自同一座崧泽墓葬，是当时人们盛放食物的器具。”在南博寺墩考古工作站临时库房，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部副研究员陈钰告诉记者。
在史前考古中，豆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具，并且经常用来随葬，根据《周礼》《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豆不光是盛放食物的器具，也是用于祭祀的礼器，用带高足的盘盏盛放祭祀品，能够显示出对神灵和先祖的崇敬。
桌子上有几件漆绘彩陶壶，表面有黄、红、黑三种颜色的图案，是用颜料在陶器表面画出来的。南京博物院请中科大作了检测，红色的主要成分是铁矿石，黑色的主要成分是石墨。
最精美的一件纹饰繁复、构图精巧，非常具有设计感，可以说是一件相当精美的艺术品。“可见当时的崧泽人有相当高的审美品位，反映了寺墩遗址在崧泽时期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陈钰说。
漆彩很难保存，让记者不解的是这几件彩陶壶为何保存如此完好。陈钰告诉记者：“它们能保存下来，得益于稳定的保存环境。它们出土于崧泽时期的水井中，一直处于饱水状态。行业内有句调侃的话：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这就是这几只彩陶壶保存至今仍然完好如新的原因。”
这些彩陶壶是做什么用呢？是酒器吗？陈钰表示，彩陶壶应该不是用来喝酒的，因为它出土于井中，所以它作为水器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非要说跟酒有关，我感觉这种宽把杯可能更适合作酒器。再比如说这种良渚时期的陶鬶，它的下面是三个袋下面有三个袋形的足，可能是一种温酒器。”陈钰告诉记者：“这里的陶鬶做得特别漂亮，你看它们像不像一个人昂着头，很神气地站在那里？很有生气，特别形象。陶鬶做成袋足比底下是整个一个圆底的好处是受火面积要大好多，可以更快加热。在寺墩遗址，出土的陶鬶数量大、形制多，是寺墩遗址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一种大口尊，崧泽和良渚时期都有，有学者认为它可以用来酿酒。这样的尖底其实特别适合酿酒，即使在今天，啤酒厂的酿酒车间，仍然使用尖底的容器。
记者发现，大口尊上有一个特殊的刻划符，像是太阳从山头升起，或是太阳落山，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陈钰表示，史前考古对于刻划符号比较重视，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文字的雏形。“日月山”符号，上面是太阳，中间是月亮，下面是山，这是大汶口文化中常见一种刻划符号，也是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的院徽元素。大汶口文化以山东为中心，距离今天大约6500年到4500年之间，这种刻划符号在长江以南的寺墩遗址被发现，说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虽远隔千里，但仍有密切交流。
一件刻划符，和古代兵器三叉戟相像，这种纹饰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也比较常见，再次印证两地之间的密切交流。陈钰认为：“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崧泽、良渚，都是环太湖流域的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广泛分布于江浙沪地区，它们自成一体又吸收了周边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和独特的文化面貌。”
如果按今天江浙沪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视角来看，考古学界曾提出“大崧泽文化圈”的概念，认为大崧泽文化圈覆盖的范围还包括安徽的凌家滩遗址。“也就是说5000年前，江浙沪皖的很大区域就处于同一文化圈。”陈钰说。
在5000年前的环太湖流域文明演进过程中，寺墩遗址处于什么地位呢？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寺墩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中心，但是综合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寺墩遗址从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经很发达，在良渚文化时期走向了一个高峰。虽然考古工作远未结束，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有待证实，但从遗址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等级来看，寺墩遗址应该是太湖北部地区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于成龙告诉记者，“目前太湖北部地区至少存在寺墩、高城墩、青城墩三个聚落群体，其中寺墩遗址等级最高，它们共同构成了太湖北部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
记者 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