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人的问题责任在香港通识教育课本吗？通识教育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政治化的？“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对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媒体与教育如何共同影响了年轻人？ 25日，CGTN主播刘欣带着这些问题对话曾多次与黄之锋辩论的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通识教育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邓飞说，通识教育课是香港推行教改的一个重点核心的内容，它本意是希望从一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里解放出来。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它却变成了一种时事政治教育。

通识教育的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的考试。香港教育局是政府部门，它管学校和课程，而考试局是一个独立法人团体，他们来出考试题目、阅卷和改卷。它是以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来设计题目，但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规定通识教育的课程大纲。考试局在实践上确保了香港的时事政治被列为必考题目。在过去8年的考题中，有5年都考了香港敏感的政治话题。虽然没有要求学生一定要回答建制派或者反对派的观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强迫高中阶段16—18岁的学生都接受这种时事政治的教育，导致学生在政治方面早熟。

学生过早接触这些东西，他个人人生经历不足，难以去分析和回答这么复杂的政治时事。那么就导致在媒体上谁的观点最流行，学生自然就吸收谁的观点最多。香港媒体的生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反对派的话语权是比较大的，建制派甚至中间派都是偏弱的。邓飞说，反对总比建设容易，各种炫目的、花哨的、反对的口号比较吸引眼球，就造成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主流的传统媒体，反对派都是声音特别大的，特别是各种古怪的口号。通识教育是时事导向的，而反对派的观点最炫目最吸引眼球，自然对于学生、老师来说，反对派的观点就被吸收了，就这么一个逻辑过程。 

对“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缺乏有效驳斥

邓飞认为，孩子们现在在道德和法治方面已经没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标准。他们受到“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的影响，认为我只要是追求我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即使违法也无所谓。邓飞认为，这就和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区别。从2013年到今年，这种异端邪说其实已经在整个社会流传了很多年，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有效驳斥，它反而可以通过所谓通识教育等这些正规的课程，进入课堂里面去宣讲。香港以前是所谓法治社会，大家对法治有一种自觉的信仰和尊重。但是，到今天这个观念相当普及。它不但造成学生法律意识开始松动，甚至造成成年人，比如家长或者是他们的老师，也没有那么坚定地去信仰法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投掷汽油弹，甚至于去动手打无辜的路人。

邓飞说，这当然也不是大面积的学生卷入其中，但从绝对数字上看是很惊人的。他说他观察到的是，越是专注于学习和校园生活的，他们对这些越冷静，越不愿意随便参与。反而平常在校园生活或者学习中得不到满足感的学生，他们就特别喜欢卷入这些事情中去寻找另类的满足感，所以它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背后也是一种青春期叛逆行为，他有这种心理基础，只不过这种青春叛逆行为被政治化了。

一个中国国情400种表述 对中国历史厚古薄今

邓飞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做国民教育或者说国情教育，都希望培养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下的中国发展。但是最大的问题有两个方面：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使得国民教育这四个字被妖魔化，造成了学校不能够旗帜鲜明，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教；更致命的是第二个原因，国民教育没有一个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香港400多所学校可以自己决定要教什么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国情，400种表述。

至于中国历史课，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很长，很多学校因为时间不够用，就造成了教学厚古薄今的现象。他把教学和考核的重点全都放在古代历史上，到近现代史、当代史，因为没有足够时间只能一笔带过。中国历史课多是对历史客观的描述，不会太细致，教师也尽量做到客观中立，不能把个人的观点和偏好灌输给学生。但是这也要看教师的职业操守，实际上他进入课室怎么讲，就只有他自己良心才知道。 

邓飞说，香港的教育并没有让年轻人更加熟悉当下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年轻人思想上或者情感上的真空。

监制丨王姗姗 张鸥

记者丨刘欣 

编辑丨毕建录 王婧祎 王薇 樊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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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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