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餐厅的前五回中，港嘢君讲述了“祸港四人帮”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的幕后“祸港史”，以及他们与西方势力沆瀣一气的“勾结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目光投向台前，揭露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彭家浩等多名“祸港马前卒”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戴着一副黑色方框眼镜，留着碎发西瓜头，看上去只是个“呆萌”的羞涩少年。他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危险人物。

1996年10月，黄之锋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黄伟明(Roger Wong)是公民党的一员，也是反对同性婚姻组织“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组”的召集人，他的母亲吴秋媚(Grace Wong)也同样关心政治。黄之锋从小就被父母带去参加教会和社区的活动，探访基层家庭，练习政治演讲术与诡辩术。

黄之锋曾公开表示，他对政治的激情来自父母。

父母信奉基督教，“望子成龙”的心情寄托在每一处生活细节。在一篇所谓《黄之锋是怎样炼成的》的文章中，黄伟明透露儿子的名字取自《圣经》诗篇，“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仆倒在你以下。”

按照黄父的解释，“你”，是指上帝。“黄之锋”三个字的意思，是希望他成为上帝手中的利器，打败仇敌。黄之锋的英文名字则干脆直接使用《圣经》中的“Joshua”（约书亚）。

如今，黄之锋走进祸港乱港的泥沼，位列“祸港马前卒”之首。他的父亲黄伟明沾沾自喜地说，“我对他的期望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去传福音。我初时没想过，（黄之锋）会是社会运动的使命。”

一度让他的父母“望子成龙”梦断的是，黄之锋自幼就被发现患有“读写障碍”。根据国际读写障碍协会(IDA)的定义，这是一种特定的语言障碍，源于对文字解码能力的不足，通常体现在声韵处理能力方面。

不论传教布道，还是政治演说，都不能存在“读写障碍”。后来，在父母的教育和帮助下，经过大量阅读，黄之锋的读写能力逐渐赶上正常人。但一条道走到黑的“勤奋”也塑造出黄之锋倔强、偏激的性格。

知子莫若父。在接受香港一家媒体专访时，黄伟明也承认黄之锋是个“不易妥协的人”。他还举例说，黄之锋读中学一年级时，就曾因个人口味而觉得学校食堂的菜“太难吃”，而专门在社交媒体上设立抗议专页，以逼迫校长出面谈判。

黄之锋因此而成为“校园明星”，但并没有赢得多少朋友。多名接近黄之锋的大学同学反映说，他看上去文质彬彬，不乏书卷气，但实际上，孤僻、傲慢、得理不饶人，不允许对立观点的存在。

通常，青年都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敏感，但对社会问题的容忍度也最低，政治参与热情高。不过，青年群体也有自身的先天缺陷，心智尚未健全，价值观念不成熟，容易受外界影响乃至左右，凡事易诉诸情绪化的宣泄。

黄之锋正是青年群体缺陷的集大成者。

但是瞄准青年人的弱点，黄之锋成功地打开了自身以及小伙伴身体上的“潘多拉的盒子”。如此，一名“偏激少年”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年代得以咸鱼翻身。

詹姆斯·卡茨（James Katz）是美国知名新兴媒体研究专家。他认为，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更多是“社交媒体的胜利”。

但他指出：“他（特朗普）用Twitter哗众取宠，震惊甚至惊吓大众，干扰人们对话题的思考。”

巧合的是，黄之锋也深得特朗普的“真传”。港嘢君统计黄之锋在2014年以来的社交媒体贴文发现，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基本可划归为两大类：一是发布令人惊悚的假消息，最好能够惊掉粉丝的下巴；二是情绪化的煽动，简直比军队作战指令还直截了当。

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时年15岁的黄之锋在香港反国民教育风波中“一战成名”。2011年5月，他开始与林朗彦、钟晓晴等人组织所谓“学民思潮”，以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语教学”。

最初，这个寂寂无名的小组织在校园内的鼓动效果并不明显，响应者寥寥无几。

林钟二人也相继离去，只留下黄之锋孤独的身影。于是，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鼓吹动员……当时，许多香港民众也普遍认为，黄之锋之流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离奇的天真。

但是，互联网不仅带来更广泛的动员能力，还将一小部分群体的愤怒和不满像放大镜一样放大，使受蛊惑者却越来越多，最后，香港特区政府被迫暂时搁置“国语教学”计划。黄之锋迅速以“政治网红”的新形象初露头角。

“回归之前，在殖民统治下，香港青年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多对政治冷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参与：形式、特征与影响》一文中，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书强对比分析说，“回归以后，港人真正成为香港的主人，政治参与渠道不断完善，激发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诉求。新媒体的崛起，则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

社交媒体打造了一个话语的“草野世界”。通过网络政治众筹、网络政治恶搞、网络政治群组和网络政治动员，互联网的普及刺激并放大了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其中，不乏极端偏激、激进之流，诸如黄之锋。但也正是这种极端，将一个昔日的“偏激少年”打扮成了“政治网红”。

“政治网红”是激进的、情绪化的、对抗性的，它需要设计对立面才能生存，需要与“街头政治”结合才有破坏力。黄之锋初尝社交媒体的“甜头”，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说法，他“已经是戏剧化的抗议政治的老手”。

这名昔日的“偏激少年”也自觉是“政治老手”。2012年7月15日，黄之锋受邀出席香港电台的一档政论节目《城市论坛》，神态自若，俨然政治大佬。

当期节目以国民教育为主题。随着节目讨论的深入，黄之锋依旧暴露了他偏激的弱点，他对同为嘉宾的小学教师余绮华“穷追猛打”，不仅质问她对国民教育的立场，还追问是否打算参加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选举……

“侵犯政治隐私”“不尊重师道”“毫无教养”，黄之锋在《城市论坛》的无礼之举被广泛批评。他还面临着更大的身份危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迷茫：他曾当众表示“你可以叫我做华人，但我讲不到自己是中国人”。

黄之锋出生于1996年10月。那时候，距离香港回归祖国不足九个月，但英国殖民统治的落日余晖仍影响了他的国家认同。

他所成长的家庭偏激、急功近利，更导致黄之锋缺乏基本的人性之善。2012年10月1日，香港南丫岛榕树湾海域不幸发生一起撞船事故，“南丫四号”游轮上127名船员及乘客全部坠海，这起事故导致39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时任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紧急赶往现场。就在此危难之时，黄之锋却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语出惊人地写道，“梁振英去了海怡，可惜我不在家”。

言下之意，如果他在香港，必然会带队去阻止梁振英的危机救援，借机要求撤回国民教育，赤裸裸地挑战人性的底线。

香港商人刘梦熊斥责黄之锋此举“犯众憎”“反国教反到没有人性”；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讲师陈翠珊也深感愤慨，她公开斥责黄之锋的冷血，“只顾反国民教育，连人命都不顾”。

电台论政的失败，沉船事故中“犯众憎”，让急躁的黄之锋铤而走险，他开始诉诸“街头政治”，并将其升级为暴力骚乱。2014年10月，黄之锋开始召集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甚至还带头冲击了一栋政府大楼。

从此，这名留着西瓜头的“呆萌”少年沦为暴恐分子。2014年11月25日，黄之锋组织参与“占中运动”，并带头违反旺角清场禁令，于次日被捕。2017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复核刑期案改判裁定，黄之锋因重夺“公民广场”事件非法集会罪罪成，由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6个月。

一时，他乘坐囚车被押送至荔枝角收押所及壁屋惩教所的画面，集中出现在香港各大媒体上。

后来，尽管经历反对派的人事保释、现金保释等法律操作，黄之锋仍被判入狱。2019年6月17日，黄之锋出狱，旋即加入“反修例”运动。

出狱后，黄之锋更加笃信他的暴恐之路，他与和平游行渐行渐远。2019年8月13日，香港机场受到冲击，三千多名暴徒先是围堵接机大厅，转而冲击没有防御措施的离境大堂，阻挠旅客离境，严重损害交通秩序和香港的国际声誉。

黄之锋被曝是这起恐袭机场的“煽动大台”。就在大规模非法集结之前11小时，黄之锋就在facebook上不停地煽动，要求暴徒们“穿黑衫”带齐装备，“机场下午一点钟见”。

这段长达38分钟的视频中，黄之锋还呼吁香港三十岁以上的中产阶层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手段，捐钱帮助暴徒从海外购买专业的“冲击装备”，并避开香港警方的监控。

“从表面证据来看，黄之锋已涉嫌干犯协助教唆非法集结罪行。”香港《大公报》的报道援引了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大律师丁煌的话。

旺角街头当场被擒以及半年的牢狱生涯，让黄之锋开始格外谨慎。2019年8月13日，冲击香港机场的暴力行动中，黄之锋并没有像以往冲在队伍的最前列，而是化身为幕后“黑影”。

不过，形势的发展让黄之锋大失所望，他还是忍不住跳了出来。当天，一则不利的消息在暴徒之间传播：香港机场网路已经被中断，疑似香港政府方面要“关门放狗”。一时间，那些被怂恿闹事的年轻人紧张起来。

“目前我人仍在机场！”这时，黄之锋站了出来，他声称香港机场没有切断任何网路，纯粹是人群聚集后网络变差而已，呼吁继续参与骚乱。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视频，证明自己就在骚乱现场“督战”。

黄之锋还利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制造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的假照片。这与他一个月前的说谎手法如出一辙。2019年7月15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照片，声称一名法新社女记者遭到香港警察殴打致伤，企图抹黑港警。

不料，涉事的女记者随即反驳，指认“遭警察袭击”纯属子虚乌有。

这已不是黄之锋第一次说谎被打脸。他所蛊惑起来的骚乱团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讧风险，多个不同的示威者群组一度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批评黄之锋。

眼看着“马前卒”马失前蹄，他幕后的“洋主子”也急不可耐的跳了出来。2019年8月6日，黄之锋、罗冠聪、黄程锋、彭家浩等被曝光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Julie Eadeh）偷偷会面。

2019年8月6日下午，香港市民拍到"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头目黄之锋、罗冠聪等4人在香港某酒店与一外籍女士会面。事后，该外籍女子被证实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朱莉·埃德

港嘢君在上一章《“祸港四人帮”是如何“炼”成的？》中曾披露，朱莉·埃德是心理战专家、渗透高手，这次紧急密会“祸港马前卒”想必是传授技艺。

2019年8月7日，黄之锋还在社交媒体上贴文称，他与朱莉·埃德的会晤，只谈论“香港人权民主法”的立法进程。同时，他还促请美国停止向香港警察出口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连续的挫折和失败，让黄之锋的内心更加孤独，他曾多次公开抱怨，“孤立无援”。这种沮丧的情绪也普遍在骚乱分子之中蔓延，这早就体现在2014年“占中”分子篡改的流行乐《问谁未发声》之中。

自从今年6月出狱以来，黄之锋自称除了每个周末走上街头，他还对全球的来访者“来者不拒”。他希望“借助累积多时的网络与影响力……为蒙面的街头抗争辩护”。

四年多来，黄之锋还频繁出境访问、做报告、对外传播其鼓动骚乱的歪理，却总是遭遇闭门羹——2015年5月26日，黄之锋前往马来西亚，抵达槟城国际机场时被马国边防人员强行遣返；2016年10月5日，黄之锋又前往泰国演讲，分享“雨伞运动”的经验，又被泰国拘押遣返；同年11月26日，黄之锋使用Skype与新加坡社会运动人士联络。一个月后，他险些被新加坡警方投入大牢。

2019年4月，他的“学民思潮”学社走到尽头，他又野心勃勃地将其改组为政党“香港众志”，想在香港传统的政党政治中扬名立万。

如今，黄之锋还在疯狂膨胀，“学生领袖”的衣袍已容不下他的身体。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黄之锋说他很忙，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度假，政治已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