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圳蛇口南头半岛传来一声爆响。
中国境内首个允许外资投资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破土而出。从此，山河岁月震动改变。
这一改变在40年后尤有余响。
它在8月18日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中，提示着有关深圳、有关中国的莫大奥秘。
1979年蛇口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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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萧冬连在《国史（第十卷）》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往事。
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几乎处于封闭之中，然而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
“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看世界，无不为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落后感到震动。
1978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西欧
决策层达成了共识：
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于是引进技术和项目的动作轰轰烈烈展开。
然而资金状况不遂人愿。引进项目需要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而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有874亿元。
即便加上当年15.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仍是不够。
经过探索，决策层意识到，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或是解决前述问题的良方，因为可以突破国内偿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的限制。
1979年 邓小平参观美国工厂
办法有了，落在何处去实施呢？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它在南海边，名叫深圳。
深圳有何独特之处？海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深圳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尤其国有经济比重几乎为零，向外资开放时遭受的阻力将会较小，有望为发挥试验田功能创造有利条件。
1979年，时年38岁的泰籍华人谢国民，在深圳投资1500万美元，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79年以后，海外华商及港商率先来深投资。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与港商合影留念
同年3月，老牌政商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颇具前瞻性：
“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其障碍之一，就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
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
“三来一补”项目名目繁多：电子表厂、雨伞伞骨厂、玩具厂、采石场、纸盒包装、饮料、捕虾船队、养鸡场、养鸭场不一而足。
深圳靠此模式获利颇丰。
到1985年底，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
与此同时，深圳工业总产值也由1979年的6061万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亿元。
到了1987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三，到1992年跃居全国第一。
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做得如火如荼之际，探索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也在方圆2.14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内悄然酝酿。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凯达玩具厂女工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曾经贫穷的边陲渔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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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纵使甜头再醉人，终有边际效应减弱那一天。
80年代中后期，深圳经济显出疲态。此时“三来一补”企业仍旧不断涌入，但扎堆聚集的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
“三来一补”发展至顶峰时，甚至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发展模式如此单一，后继乏力自然在所难免。
1986年，深圳GDP增速掉头向下，从上年的67%猛跌至惨淡的7%。
为遏制增速下滑，1987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
退伍军人任正非在1987年靠集资来的2.1万元在深圳创办了华为公司。
台湾商人郭台铭则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富士康首家大陆工厂。
此后，富士康先后斩获思科、戴尔、苹果和惠普的订单，营收大幅增长之余，在2005年成为了世界最大代工厂。
那些年，“富士康”就等于产值、就业、GDP，是各地争相邀请建厂的香饽饽。不过这一切，在2010年员工“十三连跳”后戛然而止。
也是在2010年，华为在遭遇连串打击后陷入低谷，却被逼绝地反击走上技术逆袭之路。
华为经历了什么？2010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欧盟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
任正非原本想卖掉终端公司，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预期的3/4。一气之下，任正非不卖了。
不但不卖了，任还在同年12月宣布，要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华为三大业务之一，扬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直到成为世界第一。
就连郭台铭都对华为的技术研发赞许有加。“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它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幸运的是，深圳不只有一个华为。大疆、中兴、腾讯、迈瑞医疗、长城计算机……有趣的是，这些企业多位于同一街道——南山区粤海街道。
这一街道在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宣布制裁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时，被称为“中国最强街道”。
粤海街道与科技企业的缘分，始于辖区内11.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该区1996年设立，1997年区内企业华为营收达到41亿，此后越来越多科创企业聚集于此。
“中国最强街道”粤海街道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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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深圳一路披荆斩棘，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时至今日，故事又有了新篇。
2019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文件称，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事实上，早在39年前深圳便已成为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如今加上“示范”二字，个中深意何在？
答案还要从珠江口东岸、方圆14.92平方公里的前海说起。
2010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对标“曼哈顿”，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
前海俯瞰
2015年4月，前海蛇口自贸区建立，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深港金融市场互融互通、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
经济学家张五常
此言或有夸大之嫌。但前海在设立之初，确将金融视为核心产业。
做此安排，原因何在？
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郑宏杰说，前海可以借助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地位和力量，探索打通人民币的离岸在岸业务。另外，深圳的产业转型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此后，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开通。
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买卖规定范围内对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开通两周年时，深港通累计交易额已达到4.15万亿元。
故事还没完。今年8月，决策层对深圳的金融功能又做了扩展。
“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8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如是写道。
有人说，此举意味着深圳要取代香港，成为大湾区新的金融中心。言外之意——深、港二城免不了舍此即彼、交相代替。
事实的确如此吗？
前述文件清晰说到，对深圳的要求，不过是“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并未有对标金融中心发展的筹划。
从上述安排足以见得，深圳的金融发展，截至目前，仍旧基于深港联动思维在布局谋篇。
饶是如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却不容深圳在金融发展奋发图强的路上步履悠闲。
由于一些原因，香港营商信心在今年二季度跌至3年半以来最低。评级机构惠誉称，社会不安和市民愈益不信任政府，长远会打击商业信心。
美国商会也说，国际企业担心暴力升级和政治僵局持续，令香港成为愈来愈危险的地方。
这些话什么意思？无非是：外资在缺乏安全通道时，不乏撤离香港的打算。
若诚然如此，会导致什么后果？
众所周知，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70.27%。
换句话说，从香港流进内地的资金，在实际利用外资中比重超过七成。
在此背景下，深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真像是加了一重双保险。必要，太必要了。
不过，加“双保险”就是先行示范区的全部意义了吗？当然不是。
前海自贸区从设立之初，就对标曼哈顿，意在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因此金融只是其中一方面，吸引企业到此营商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为此，前海管理局去年启动了“企业归巢三年行动计划”，打算用3年时间集中吸引一大批企业回归前海、扎根经营。
哪里的企业最可能率先被吸引呢？自然是近水楼台的香港。
为打消港商疑虑，前海宣布适用香港法律，同时选任港籍专业人士在商业纠纷诉讼中担任调解员。这在全国范围内是首次。
2016年10月28日，前海法院审理一宗涉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约定适用香港法并佐以港籍调解员调解，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该案对增强香港乃至全球资本投资前海及内地的信心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截至目前，前海累计注册企业已达到17.49万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356家。
腾讯、卓越、招商、阿里巴巴、顺丰等企业已不约而同落户于此。瑞士银行、东亚联丰、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证券等60多家金融机构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先行示范区的规划中还有对产业的长远计划：
加快深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活动、数字创意产业以及医疗业等合作，大力发展建设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制造业中心等等。
新兴产业的铺展，往往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人才的涌入。
人才政策方面，先行示范区文件的两条举措十分抓人眼球：
一是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二是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
先安居再乐业，的确是吸引人才的好办法。人才配合资金、技术及先进制度安排，必将为深圳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最后，说一桩陈年旧事。改革开放前，深圳流传着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
40年过去，曾经十室九空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人口超1300万的一线城市，人均GDP有望在2019年达到20万人民币。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预言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年蛇口巨响之后。此后的一切，如此出人意料，却又水到渠成。
文/云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