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餐厅的前三章，港嘢君已讲述了“祸港四人帮”中前三人的故事，可谓魑魅魍魉、劣迹斑斑。今天，让我们走近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何俊仁。看看他如何拼命地“搏出位”，却又被众人耻笑为“AV仁”；看看他如何打着“天下为公”的幌子，行偷税漏税、侵吞党产之实，被称为“混账仁”；看看他如何时而反美时而反中的“墙头草”做派。
体态微胖，走路风快，何俊仁的支持者曾以此鼓吹他“率直”“雷厉风行”，反对者则批评他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飘忽不定”，丑闻不断。
通常，一般的香港政客都善于美化、神化童年时的聪慧、正直或者历经磨难。何俊仁却另辟蹊径，他会坦率地讲述童年的羞事（丑事）。
2010年7月，香港大学出版社推出何俊仁《谦卑的奋斗》。这本类似自传文体的“励志鸡汤”回忆，他在北角清华街的圣犹达小学读书时成绩很差，导致他差点无法进入中学。最终，在父亲的社会关系荫蔽之下，何俊仁才勉强进入中学。
“我也是一个小混混。”在《谦卑的奋斗》中，何俊仁还谦卑地承认，“上堂（课）经常魂游，落堂就精神过人，打架、整蛊同学、偷东西、讲大话等等顽劣行为，无一不作‧‧‧‧‧‧”
老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何俊仁童年养成的陋习让他一生受害。
2014年2月26日，香港立法会正在审议年度财政预算案，涉及四千多亿港币，关乎全港民众的福祉，全港各界翘首以待。
这时，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溜神”“溜号”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没敢“逃课”，只是从公文包中悄悄掏出一部iPad平板电脑，他兴致勃勃地玩弄起来。但是，一名在会场采访的摄影记者惊讶地发现，何议员居然在浏览情色网站，一张张美女照片清晰可见。
何俊仁的“罪证”当即被拍下。从香港媒体随后公布的照片来看，他观赏的照片里至少含有五张日本艳女照片，个个姿态撩人。
“他逐张慢慢看，足足欣赏了半个多小时。”会议现场摄影记者说，何俊仁还诗兴大发，他用铅笔在桌面的白纸上写下南唐词人李煜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何俊仁的放浪之举，惹来香港舆论一片讨伐声。自知闯大祸，他已不再像自传《谦卑的奋斗》那样坦率，而是百般辩解称，只是浏览“微博随机弹出的美女照片”，坚持不涉及色情，亦不涉及道德。
但香港公众仍不答应，继续批评何俊仁作风不检点、浪费公帑，应该为此下台。2014年3月4日，民主党纪律委员会聆讯后，裁定何俊仁违反党纪，并罚他向女性权益组织捐出一万元港币。这段丑闻才划上句号，“AV仁”的绰号却流传至今。
何俊仁毕业于香港大学法律专业，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艳照门”只是“AV仁”放浪形骸的缩影。为了打响个人名气，他依靠“搏出位”，逐渐走到香港政治生态的“上游”，也做过一些仪式性的“善事”。
但是，香港媒体发现一个何俊仁“从善规律”，行善之前都会发预告，搞得满城风雨，并对所行善事大肆炒作。斯诺登在港期间，何俊仁俨然成为新闻发言人，甚至颠倒黑白、无限夸大，这与他的从政风格如出一辙。
这一切只为“搏出位”，而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何俊仁有时又会撕下他伪善的面具，去换得“祸港乱港”势力的欢心。
2005年，何俊仁也曾为法轮功分子提供律师援助。在《蔡咏梅文集》名为“何俊仁谈从政三十年”一章透露，何俊仁的律师事务所曾为法轮功分子做代理，推翻过香港警方对法轮功分子袭警等两项指控。
2018年5月，何俊仁公开为梁天琦写求情信，并到狱中探望两次，后者在“旺角暴乱”被指控犯有煽惑暴动罪和袭警罪。何俊仁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还沾沾自喜地说，踌躇满志的梁天琦一度与民主党毫无来往、关系紧张，如今，他成功拉拢梁天琦，二人更成为好友。
何俊仁的性格和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反反复复，一直让外界捉摸不透。他在《谦卑的奋斗》一书中自称，“一开始就是民主派。”
1971年至1975年，何俊仁在香港大学读法律时已投身学生运动，开始积累街头政治经验，但立场总是飘忽不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港人政治热情也空前高涨。
大约十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何俊仁看到香港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1984年，他参加了政论团体“太平山学会”，后来，从普通干事逐渐升任会长。那时候的他，明确的立场是支持香港回归祖国，主张港人治港。
一时间，何俊仁被香港各界视为“青年才俊”。那一年，他所撰写的文章提出“起草香港基本法应处理十大问题”，还被收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季刊并作为首篇发表。
“太平山学会”带来丰厚的政治资源，是何俊仁通往权力之路的“第一桶金”。1990年4月，何俊仁仰仗“太平山学会”的力量支撑，他与李柱铭、司徒华(已故)、张文光等人组建香港民主同盟，简称港同盟。几经尔虞我诈的党内政治角逐，何俊仁相继担任党副主席、主席，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嬗变。
何俊仁逐渐成为“港独”。2013年以来，一些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发起“占领中环运动”“雨伞运动”和“辞职公投运动”。何俊仁被认为是“幕后黑手”之一，他一直参与幕后指挥和协调，在默默推动民主党内部对乱港祸港行径的支持工作。
这时候，何俊仁仍极少走向前台。犹如一棵“墙头草”，他在观望政治风向的变化。直到2019年7月，香港“反修例”运动逐渐走向暴力和极端化。形势所迫，何俊仁再也不能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何俊仁跳出来公开反对“修例”，他用所擅长的法律专业知识，故意曲解警权，主张遏制警方使用武力；他还用所擅长的春秋笔法和诡辩之术，混淆法治与人权、警权与新闻自由的关系。
蹦得高，骂得狠，他在“反修例”风波中玩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与他的同党李柱铭如出一辙。
港嘢君在第二回曾讲过李柱铭的“鬼故事”，他从“修例”始祖摇身一变成为反“修例”旗手。其实，何俊仁的出尔反尔，更胜一筹。
香港回归前，何俊仁也支持修改逃犯条例。港嘢君查阅香港立法局会议资料发现，何俊仁至少两次坚定地主张“修例”。
“我们在审议条例草案时，都紧记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希望条例草案能够尽快通过，使香港在有关移交逃犯事宜的法例方面，能够有一项可以延续至九七后仍继续适用的本地法例。”1997年3月19日，何俊仁在香港立法局会议公开表示。
一年后，何俊仁还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尽快跟内地谈判协商，促成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等安排。何俊仁的那份发言纪录长达2223字，但如今，他却不认账了。
2019年5月9日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上不点名提及这段往事，“1997年《逃犯条例》在立法局恢复二读时，一名民主党资深议员支持有关条例立法的言辞。”
其间，林郑月娥还援引何俊仁当年的精彩片段，这名议员“希望条例草案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借镜蓝本让中国政府考虑，以便日后订定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逃犯移交的政策和法律”。
羞愧难当，何俊仁自觉被“摆上台”。2019年5月9日下午四时半，醒过神的何俊仁决定召开记者会，以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诡辩为自己辩解，还攻击林郑月娥“混淆视听”“翻旧账”。
这已不是何俊仁第一次睁着眼说瞎话。2016年2月，多名暴徒在旺角骚乱中打砸抢烧，何俊仁指责称，暴徒系港府故意安排其中，已达到丑化“占中”运动的目的。
对于何俊仁的奇谈怪论，前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嗤之以鼻，“电视清楚见到穿着本土民主前线衣着的人持盾牌冲向警方，他却担心有人丑化运动！暴力便是暴力、伤人便是伤人，背后理念如何崇高也改变不了事实！”
在“AV仁”的放浪形骸中，在反反复复的政治儿戏中，何俊仁精心打造的正义“大状师”“民主斗士”形象，逐渐支离破碎，何俊仁只剩下对金钱的向往。
“何俊仁欺负我！”2018年11月26日，一名男子声泪俱下，他哭诉何俊仁合伙的“何谢韦律师事务所”为其造成巨大的损失。
东方报业集团网站东网记载案件的来龙去脉：1997至2000年，一名男子指责何俊仁的律师所违约失职，并向其索偿2952万元港币。
这不是何俊仁所合伙的律师事务所首次成为被告。2017年10月，一名为Momin Lok的女子也曾以疏忽、违约等名义将何俊仁的律所送上法庭，并追讨赔偿、利息及讼费。
何俊仁诚信欠佳，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贼喊捉贼”的手段更显得拙劣。2012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期间，何俊仁公开质疑梁振英的“个人诚信”。不久，他自己反倒陷入“漏报门”。
多家香港媒体披露，何俊仁隐瞒一家公司的董事身份，以及该公司名下位于九龙城东方花园的豪宅及车位，估值超过1200万港币。
这是何俊仁一生中仅次于“AV门”的政治危机，他被香港社会批评为“信用破产、双重标准、宽己严人”。早在2004、2008年香港两届立法会选举后，何俊仁就曾两度被指漏报自己所持公司股份及董事职位的物业资产。不过，这桩丑闻很快就被何俊仁公关掩饰掉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俊仁又被指责“侵吞党产”。2018年4月，民主党开始实施一项名为“天下为公”的众筹计划，一度筹集到220万港币，原本用于“祸港乱港”的花销。但香港媒体发现，一些钱却被骗走，并部分地进入一些“党棍”的腰包。
何俊仁再次陷入丑闻。2018年5月，他利用民主党前主席的职务之便“近水楼台先得月”，悄悄承接民主党的法务工作。但民主党相关人士对外则声称，已聘请英国和澳大利亚律师。
过程中是否经过报价等环节，令人怀疑。何俊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举动，涉嫌违反相关回避制度，被香港媒体批评“侵吞党产”，一些香港网民也不无戏谑地质问民主党，“何俊仁收咗几多钱？”
与“祸港四人帮”的黎智英、李柱铭和陈安方生略微不同，何怀仁像极了“墙头草”，往往只是跟从前者随波逐流，不露更大的野心，但他对蝇头微利、蝇营狗苟却十分在意。
何俊仁不放过任何“收租”的机会。2019年6月，他的“混账收租”丑闻曝光：由他出任主席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被揭发曾于2007至2010年先后租用何俊仁所属律师楼办公室及其妻子邓淑仪的物业作为办事处，共缴付租金23万元，但何声称“无收过任何租金”。
所谓“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要以捐款运作为主，何俊仁被指责有贪占善款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