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镇波韦，警车在发生枪击案的犹太会堂旁待命。图片来源：新华网

4月2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波韦市一所犹太会堂发生枪击案，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

这是半年内世界范围内针对宗教场所发生的最新袭击。2018年10月27日，位于匹兹堡的一所犹太会堂发生枪击案，导致11人死亡6人受伤；3月15日，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被枪手袭击，造成49人死亡、20人受伤；而最为严重的一起袭击则发生在斯里兰卡，当地时间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连环爆炸袭击，造成25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加州枪击案嫌疑人厄内斯特通过互联网发布了一份冗长且杂乱无章的宣言，这一做法与此前克莱斯特彻奇枪击案嫌疑人塔兰特的做法类似。他们借此自白制造枪击案的理由：针对某一族群或是某种宗教信仰人群的极端仇恨。

然而，厄内斯特和塔兰特这样的人，不过是众多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散布极端思想的个人或组织的一员。自“9·11”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都在通过互联网和日益繁荣的社交媒体，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而在现实世界制造令人发指的罪行。

第一，互联网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被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以利用，成为散布极端思想的平台。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之一，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也正在利用这一工具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其意识形态；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则让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和成本也更低。同时，社交网络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特性，则让“志趣相投”的极端分子更易结成小团体，在网络空间发泄情绪并互相刺激，促成极端心里的蔓延和强化，并对其他易感人群进行“滴管式”熏陶、渗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就是通过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发送相关信息，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且在欧美国家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成为其追随者。

第二，社交媒体时代的极端组织已经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性。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兴起，使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可以不再建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管理结构，而是转向分散式、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微恐怖主义”“化整为零”成为网络时代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新思路。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独狼式”袭击：这种袭击往往由个人或小团体在数日甚至数小时内完成，随后人们会在网络上发现这些袭击者的效忠誓言，而极端组织也会在袭击发生后宣布“认领”相关行动，并宣称将会发动更多袭击。

第三，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隐蔽性给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防范带来了巨大挑战。匿名性是网络社交媒体监管的难点，为了逃避监控和停权处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社交网络传播策略极其隐蔽，恐怖分子或使用在线“昵称”、或以“过客”身份登录，并在聊天中使用特定暗语和符号作为标志，甚至开发专用加密技术实现信息的“公开传播”。此前媒体就曾披露，极端组织为其成员制作了《网络安全行为手册》，建议组织成员利用加密社交软件、加密手机、“暗网”技术、安全电子邮箱服务、阅后即焚应用软件等传递信息。

第四，政府和社交媒体公司监管不力，则为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开了“绿灯”。脸书曾删除过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斯宾塞的账户，但不久后又不得不恢复，因为“很难区分仇恨言论和合法的政治言论”。脸书的无奈其实揭露了西方世界在处理“极端言论”和言论自由上的困境。在将“言论自由”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极端思想的传播往往也会披上“自由言论”的外衣。虽然一些国家政府也将一些极端言论列入监管范畴，但在具体监管过程中，也忌惮于被司法部门判定为侵犯表达自由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公司虽然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以及扩大审查团队等手段来进行信息审查，但显然，包括脸书、推特、Instagram、Youtube等巨头在内的社交媒体公司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显然不够，这导致他们在应对极端主义言论和思潮威胁时，要么无能为力，要么不负责任。（海外网评论员 聂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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