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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使得大湾区成为“一国两制”发展新的方向与趋势。这种整合性发展依赖于国家“主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即国家能够自主设定及规划有利于内地及港澳的战略性发展框架。

对港澳而言，这一战略框架被确定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性发展框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蓝图的实践基础。大湾区规划则明确地将“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连接起来，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战略支撑区，这就赋予了“一国两制”以全新的力量、使命、生机与活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逐步调整形成了管治香港的新的策略基准：其一是依法治理，其二是有序融合。反“占中”与反“港独”的系列措施属于“依法治理”，大湾区规划则为“有序融合”提供了最为完整而健全的实践框架。

大湾区规划还回应和回答了“一国两制”发展中的一系列具体议题，推动“一国两制”进入整合的新周期：

其一，大湾区回答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用变”的具体实践路径问题，以湾区的融合发展和创新进步，港澳在2047/2049年将实现“一国两制”下的自身特色与湾区内融合的有机结合，“两制”差异经历自然而合理的互动整合，已控制于较低的程度和范围；

其二，大湾区回答了港澳在新时代如何对国家继续做出独特贡献的重大问题，这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内在国家理性，即国家对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权与港澳对国家的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

其三，大湾区回答了港澳居民如何转化为具有实质权利平等内涵与地位之中国公民的重大问题，规划中提及“同等待遇”的扩展升级，包含了港澳居民同等担任事业单位公职与公务员的问题，这将意味着港澳居民“身份政治”的重大转型及其“国民”身份与认同的结构性重塑；

其四，大湾区回答了与“一国两制”有关的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向何处去以及如何与世界体系连接的重大问题，通过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整合而成为国家走向世界、沟通陆海、创新引领的“南部基地”。

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及应对逆全球化与贸易战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支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样本性实验。规划纲要科学合理，细致入微，对大湾区的发展主题、城市分工、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及融合发展提出了层次分明、有机协调的规划安排。规划纲要回应和回答了中国如何坚定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当然，规划有重点，有体系，条目众多，不可能平行进展，也不可能短期实现，需要尊重湾区实际情况及不同城市经济禀赋，合理分工，差序发展，共享利益，协同进步。规划纲要的进一步落实需要做好：其一，中央的统筹领导，尤其是协调消除湾区内影响人员、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和政策障碍；其二，港澳居民“同等待遇”的充实化和先行先试，比如报考公务员、参军等，解决港澳居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其三，税务协调方案，即通过区际协议解决港澳居民在内地以及内地居民在港澳的重复征税与税负合理化问题；其四，有序引入香港在社会管理与专业服务方面的先进制度安排与技术标准，整体提升大湾区社会服务标准化与优质化，形成对港澳及全球人才更大的吸引力；其五，加强内地与港澳法律事务合作，完善仲裁中心建设和争端解决机制整合，推动湾区法治化。

总之，大湾区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合作模式来源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区，成为全世界瞩目、向往的创新中心与人文生活目的地。 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及多元性差异势能必将对这一发展过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创造性空间，展现更为强韧的制度生命力，释放更为充分的制度红利。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海外网智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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