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力马扎罗山  来自网络

62名户外爱好者登顶洛堆峰圆梦雪山。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 摄

2019年春节期间，我与几位学者同仁自发组成登山队，5天4晚步行近百公里，连续冲顶攀登7小时，终于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乌呼噜峰。此次登山一路，遇到不少人与事，引发了我关于探险运动与探险精神的新思考。

户外探险方兴未艾

乞力马扎罗山素有“非洲屋脊”之称，是非洲最高山。1848年，德国传教士雷布曼和克拉普夫发现了乞力马扎罗山。20世纪40年代后，乞力马扎罗山就有了商业登山路线。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令此山名声大躁，全球旅游者纷纷前往。

目前，每年约有4万多人攀登该山。在七大洲的最高峰中，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居中，却是最受欢迎、也是相比之下最易登顶的。不过，即便如此，普通登山者也需至少4天的艰难步行才能登顶。

我与同伴步行4天后，刚到4700米“冲顶”的大本营小憩，就看到一架直升机飞至营地，急救一位出现“高反”脑水肿症状的欧洲登山者。冲顶时，一位体症非常好的同行者在4900米处出现严重“嗜睡”症状，差点坠崖。

由于登山对攀登者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运动经验的要求很高，带有危险性，这一运动在中国还十分小众，以乞力马扎罗山为例，目前来此登山的中国人长期稳定在年均300人左右，不及各国攀登总人数的1%。

中国人户外登山探险的概念是近些年才刚流行起来的。“十年前，当你背一个登山大驮包上公交车，许多人会抱以异样的目光，以为你是哪个农村来的打工者”。一位中国的登山者感慨道，“只是这些年，登山作为一种健康与积极向上的户外运动才逐渐被中国社会所熟知。”

的确，从同一海拔营地的休憩者看，绝大多数都是欧美人，日韩登山者也比中国人多。印象深刻的是路上遇见过一支近20人的日本老年登山队，人均70岁左右，每天非常有秩序地集合、就餐、作息，平时步伐稳健，速度虽不快，但最终顺利地登上顶峰，引人喝彩。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年轻女孩，独立、乐观、有礼貌，在一位非洲协作的帮助下，成功独自登顶，给同一时刻其他国家的冲顶者留下深刻印象。

新探险时代拉开帷幕

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13座都是由欧美登山者首先踏足峰顶，仅有全部在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8027米）由于一直未允许国外登山者介入，在1964年由中国登山队员首登。

二战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人逐渐进入了人类登山探险的行列，代表着亚洲人登山探险精神的觉醒，而中国才仅仅开始。1991年被称为“登山奥斯卡奖”的“金冰镐奖”设立，每年对突出的攀登者进行奖励与表彰。其后，欧美人几乎囊括了历年的奖杯，仅有两三次被日本登山者获得。

中国人都知道奥运金牌背后的国力竞争，却忽视了在早期，登山也是奥运项目，其背后是复杂的个人竞技、国家精神与国际标准，更集中代表着人类的探险精神。这也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选择在珠穆朗玛峰顶传递奥运圣火的重要原因。

当前，人类的新探险时代正在拉开帷幕。探险运动既是人类好奇心与生命力的体现，也孕育着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可能，彰显着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精神。人类对山峰深渊、浩渺星空、海底奥秘、黑暗洞穴、微毫引力的了解实在太少。要想继续开辟人类发展的未来航程，需要继续激励更多具有探险精神的人们。在这方面，中国人不能再继续落后于世界太远了。

多措并举鼓励探索创新

2019年春节热映的科幻片《流浪地球》，讲述了中国人如何拯救地球的故事，这令无数国人精神振奋，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未来命运与星际探险的好奇与追求。但是，中国社会对探险的认知较少，仍需我们在普及、宣传与引导上做更多工作。

绝大多数国人仍把“探险”与“冒险”混为一谈，甚至有时人们更偏好于冒险，却不愿意探险。比如，真正有技术含量与专业装备的登山者不多，但爬野山的“驴友”却非常多。在笔者看来，“探险”与“冒险”都意味着某种未知的风险，但区别在于，前者有把握、有前景、有计划。

从个人角度看，应倡导人们将包括登山在内的诸多户外运动作为生活方式。亲近大自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挑战自我体能与毅力，不断燃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信心。诸多中国家庭更应重视对下一代的户外教育与探险实践，欧美家庭习惯于设“间隔年（gap year）”，让升学前或毕业后第一年的孩子独立旅行探险，积累社会经验，丰富青年人的见识与阅历，培养生活技能，塑造积极的价值观，类似的生活方式值得中国社会借鉴。

从机构角度看，创设鼓励个人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集体氛围，将支持优秀的中国探险者视为企业的公益范畴，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新时代探险家的大摇篮。社会舆论应该谴责无谓冒险，褒奖探险创举。

从国家角度看，建议开放更多的政策空间来支持企业、个人有益的探险行为，给予取得重大探险挑战成果的个体以嘉奖。鼓励探索常人接触不到的奥秘与未知领域，形成全民探索创新的精神。

在5895米乞力马扎罗的山顶，没有一处商业设施，仅有几块木板钉制的海拔标识。我看到数以百计的欧美登山者们前赴后继，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前行。他们虽精疲力竭，但充满着喜悦，为超越自我而喝彩。当时，我也气喘吁吁，接近体能极限，但仍和几位同行者相互拥抱、击掌，兴奋地拿出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合影，引来周围许多人的关注。在自我感慨之余，我希望有一天，类似户外探险的场所能出现更多的中国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2月25日第12版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