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的魅力？

抗战期间，李约瑟在访华中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说的是当时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而同样在战时烽火里，南京大学的教工们赶着1000多头稀缺品种牲畜，西行2000多公里抵达重庆，保存下了珍贵的科研资源。

如今，时代发展愈发临近饱和曲线阶段，不时有声音质疑，在曲线的“平顶”上，技术的质感与加速度如何维系？

“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关键节点上，中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突破

回顾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工业发展史进程，有一个规律不可回避：任何产业的发展，其前提和基础都是科学的突破。

比如，力学和热学基础理论进步，推动了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后来经过100多年的改良，蒸汽机从原型发展到规模应用 ，最终开启了工业革命；再如，数学与物理的接力突破，奠定了无线通信的理论基础，马可尼从赫兹实验发现商机，方能拉开延续至今的无线通信产业大幕。

现代计算机无比强大的功能，起源于最基础、最简单的数学规则；航空航天产业的起飞，得益于空气动力学的演进；而有了化学家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物理学家对可控核反应堆的建设，原子能产业的雏形才得以展露。

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在过往数次技术革新的历史性时刻，率先振臂一呼的，都是科学土壤中肥力的根本——基础研究；而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等科学家所铸就的基础研究史，也足以构成现代产业以及人类思维、观念更新的催化剂。

在当下中国，不少科学从业者、企业人已经意识到上一轮外来技术与产业分工红利的消失。有人说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在生产方式上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你我身边的人工智能中就可窥见一二。

而那时的中国技术如何能立于潮头？切入点恰恰就在基础研究。

一方面，以基础研究为根基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此就企业而言，在全球产业链的延宕起伏中才能有一席之地；对国家来说，免于“卡脖子”风险的科技安全才有保障。

“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2016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

另一方面，即使退一万步讲只求“不落后于时代”，基础研究也必须被划为重点。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已经大幅变短。过去可以等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再对方程进行实际生产上的应用；又比如电磁理论，也是等上数十年时间才为无线电所用。而今天的“等待区间”，夸张点说甚至可缩短至毫秒级。

研究与生产，成了必须齐头并进的王道。

研究

就中、外企业而言，产业的攻城略地只在表层，内里其实也是基础研究的“较量”。

企业家任正非在2016年举办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就提到过对基础研究尚未到位的忧心，“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而前几天任正非在深圳接受媒体群访时的一席话，再度代表性地将企业之于基础研究的紧迫感推到前台：

“正常传统的做法中，基础研究更多是对人类未来的探索，应该由大学、科学家他们探索完成了以后告诉我们，我们再进行工业实验，再去生产产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过去这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构建成这么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推出产品的同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基础研究上花费气力。而这在一些国外企业中也并不罕见。比如谷歌将财富日渐转移到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探索等领域。技术研究有句圈内行话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解释起来不复杂，就是把钱投出去，探索技术的可能边界，聚焦于人类的未来。

开展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收的逻辑实质上并不相悖。技术推进、超越于同行甚至走在整个人类社会前列，才可能有超额利润，进而进一步做战略投入，引领社会前进。

与此同时，对于下一轮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企业扛起一部分基础研究的担当，以及其自带的对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吸引点，也能为中国技术的未来“占位”提供助力。

在不少企业人预设的未来技术浪潮里，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重回西方、以非人工智能主导的生产方式搬到东南亚、拉美等人力成本更低区域的分化可能时时存在，中国也需未雨绸缪、加以警惕。

举些例子来看，基础研究的突破性功效也通俗易懂。比如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由计算机与统计学构成，“我们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干啥？就是统计”；而中国目前已经在探索的、在寒冷地带实现手机照相功能，本质上也是基础科学带来的福利，一种在低温下不会凝固的“胶水”，在部分科学家看来或会成为突破现有国际技术水平的关键。

危，未尝不能成为“机”。

企业家任正非

教育

怎样搞好基础研究？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答案。但最根本的逻辑绕不开：需要“基础教育”来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道理都懂，只有在一个足够鼓励科学、尊重教育的社会氛围中，超越性的科学与思想才可能实现。

放眼世界，但凡在核心技术层面领先的国家，其教育必有值得称道之处。德国的机床、精密制造，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机械、微电子，日本的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其背后都有或均等、或精英的基础教育体系作为支撑。

因此，中国技术如果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可见的“捷径”只一条——踏踏实实振兴作为基础研究之根本的基础教育。进一步讲，还要更多聚焦于基础教育的根本，也即中小学教师。只有让教师成为最伟大的职业，成为优秀青年的向往，“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能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

就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行业而言，尽管过去几年其实现了相对稳健的增长，政府公共开支与个人投资也不断加大，但基础教育碎片化的市场格局、教师待遇低、曾引发舆论热议的“屏幕教育”等问题依然存在。孩子们若一再看到知识的低回报率，又是否还能将读书与成为科学家作为终身志业呢？

“再穷不能穷老师”。

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老毛奇元帅说：“普鲁士的小学教师赢得了萨德瓦战役”；威灵顿公爵认为，“滑铁卢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决定的”；中国的抗战时期，两条绑腿、一块小桌板落地即成课桌。教育，其实是最廉价的国防。

而在未来数十年可预见的工业、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幅变化中，如何抽身于物质泡沫，以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实现长线上的技术进步，也就成了中国目前最应当引发重视和警醒的地方。

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需要上百年、数代人的共同努力，需要有天才的灵感闪现，更需要基础教育所能带来的持续聚焦于创新与科研的“粘合力”。

未来中国的技术革命与产业振兴，正由此始。

（来源：侠客岛 文/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