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难挡经济全球化大势。（图源：视觉中国）
【海外网按】
2018年，注定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剧情跌宕起伏的一页。
雷曼兄弟轰然倒下10年之后，当世界经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撕扯中蹒跚前行时，又遭遇了全球范围贸易摩擦的阴云；延宕数年的英国“脱欧”还未迎来大结局，法国“黄背心”运动又蔓延多国，打破欧洲昔日的平静安宁；引发全球关注的卡舒吉案，依然逃不开中东乱局背后大国博弈的宿命。
人类历史潜流深沉，关键的转折却往往只有几步。庆幸的是，在这个乱云飞渡的世界，理性的光芒未曾熄灭，依然照亮着人类的前路。
时至2018岁末，海外网推出年终系列国际评论，以秩序重构为主题，从全球、区域、国别等层面来观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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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来说，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贸易摩擦无疑是一个热词。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明显增多，贸易保护手段不断翻新。环境因素、贸易规则、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武器；摩擦从单纯的贸易领域扩展到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汇率、产业政策、劳工保障、人权等领域成为摩擦新领域，并与贸易问题相互叠加。
站在年终岁尾，有必要对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摩擦进行深入思考。2018年国际间的种种政策摩擦与冲突，背后有短期的政治性因素和非系统性原因，但是深层次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趋势性、结构性和全局性变化。
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
过去几年中，主要发达经济体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生产率的趋势性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降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经济增速必然呈现趋势性下降。总需求管理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力度和效率下降，供给因素成为制约未来宏观经济实际表现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国际金融条件收紧，引发风险偏好变化、风险重新定价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国际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显著上升。
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来说，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经济潜在增速的提高。这就要求转向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中长期政策，对内是调整产业结构和重塑经济增长基础，对外是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以及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建。
大国制造业竞争加剧
技术和创新既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最重要来源，也是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最重要来源。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依赖于特定产业的创新活动。从历史经验看，具有突破意义的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通常都是来自制造业，而且新技术在全社会的应用和扩散也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设备和工具。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无论是为了提高潜在经济增速，还是为了在动态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会越来越关注前沿技术的竞争，并具体表现为前沿制造业的竞争。
不仅如此，就业目标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强化大国之间的制造业竞争。面对失业率持续降低与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主要大国的政策目标逐步从就业数量转向就业质量。就业岗位质量主要包括稳定性和薪酬水平两个维度。从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来看，相对于服务业的就业，制造业就业具有更高的稳定和更高的薪酬水平。在经济接近甚至超过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政策层面关注的重点就从“创造更多的就业数量”转向“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这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矛盾。而且，就业稳定性和薪酬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
因此，重振制造业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服务于长期战略利益，也服务于短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需求。而贸易摩擦和冲突，就是大国之间制造业竞争的“副产品”。此外，现有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进程所驱动的。那么，主要发达经济体重振制造业的过程就必然会引发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的重大调整。
多边体系约束力下降
经济全球化红利下降加剧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大国技术与产业竞争特别是前沿制造业竞争日益激化，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保护主义抬头和民粹情绪上升，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退化收缩的危险。这一危险反映在各国政策安排上是政策缺少协调。
因此，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既重要又紧迫。但是，各国对于如何改革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欧盟坚持现行的自由贸易体制，美国要求“公平”的贸易体制，中国倡议开放包容的贸易体制。短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更新进程受阻，而已有规则无法覆盖诸多新的国际经贸问题；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是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在规则陈旧或缺失的情况下，面临效力弱化甚至失效的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缺乏来自多边体系的有效约束，由此引发的不仅是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行动，甚至还会带来示范和传染效应。
置于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无论是面对已经出现的贸易和投资摩擦，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摩擦与冲突，中国都需要跳出纷争，回归本位。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必然对中国有新的呼声和期待。中国需要回应世界经济的新呼声和新期待，在多边框架下或开放包容的双边框架下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策略，为世界经济应对当前的挑战和风险贡献中国智慧。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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