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照片是陪同胡绳院长从温州考察归来在西湖国宾馆的合影。谁还能认得出照片上哪位是我“小张”吗？）

（4）陪同胡绳院长赴温州考察。198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要到温州考察，省社科院领导让我一起陪同访问。胡绳院长这次考察只带了他的秘书和儿媳，在温州考察时间大约六七天。他温和宽厚，平易近人，一路上看得仔细，听得认真，但说话不多，很少发表对温州模式的看法。作为理论界的一位权威，他专程赴温州考察有什么目的，带着什么任务，我不得而知也不好发问。当时有一个重要背景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场“斗争”正在开展之中。在杭州临别前夕，先生在下榻的西湖国宾馆，给每一个陪同人员都用毛笔写诗相赠，送给我的是：“新柳遥看已带烟，玉兰花放草芊芊。老来不减少年兴，楼外楼头好醉眠。” 这最后两句，或许也是他当时心境的一种写照吧！

我在1988年1月向出版社提交了《温州模式研究》书稿后，从当年9月到1992年7月，先在国内学习英语、德语，后到瑞士圣加仑大学作访问学者两年，有四年时间基本中断了温州模式研究工作。回国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工作单位都有变动，但关心关注温州模式发展变化的情怀没有变，跟踪研究温州模式的兴趣仍然在，但也不可能再像1980年代中期那样“全力以赴”了。1993年以来，我单独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按其发表先后主要有：《温州模式与市场经济》（《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10期）、《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浙江学刊》1994年第3期）、《从温州的经验看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2期）、《沿海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文化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2期）、《依靠民间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城镇化：温州的经验》（《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期）、《民营企业需要再创新》（《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8期）、《农民进城动力探析》（《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3期）、《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温州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30日。此文同时收入连晓鸣编：《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等。这些论文大部分发表在一级期刊上，其中多数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的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摘登，其中二篇还获得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2011年，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领导找我商量，希望我能主持承担“科学发展的温州模式创新研究”课题，我感到自己行政管理工作已是忙忙碌碌，故婉言谢绝。不久他们再次对我说，这是温州市委主要领导的意见，希望我能帮忙牵头承担。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请同事陈剩勇教授、张旭昆教授（他们俩和我都是温州市决咨委成员）等一起组成课题组予以承担，后经过比较深入的实地调研和课题组内部的多次研讨，最终形成了两万多字的同名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后，提供给温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领导作决策参考。对于此研究报告的有关观点，后文将会提及。

三、温州模式跟踪研究的心得体会

我在长期跟踪观察研究温州模式过程中，也收获了一些心得体会和理论认识。考虑到本文篇幅已经够长，这里仅择要作些概述。

（1）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对象

温州模式研究，研究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需要界定研究对象、做到心中有数的。到1986年前，理论界最初认可的“温州模式”，就其内涵而言，不过是“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简称而已，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农村经济。我最初研究温州模式，也曾经大致作如是观，这从《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探索》1986年第3期）一文的标题就可看出。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由于城乡之间、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客观上是紧密联系的，不久我就意识到，温州模式其实是一种覆盖城乡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需要从城乡联系与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进一步认识到，任何地区的现实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任何区域经济体制也是建立在其经济发展格局和水平之上的。因此，温州模式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要同时关注“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两个方面，还要重视两者的相互结合与匹配，这与改革初期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型”要求也是相吻合的。因为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所以关注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对此，我在《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中已经有所关注；在《温州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导意义》（《农业经济问题》1986年第9期）、《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民营企业需要再创新》等论文中则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2）关于温州模式的意义

温州模式，起初是相对于苏南模式而言的，且主要是从农村工业化模式角度提出来的。从文献查询结果看，最早应该是我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2期上，我发表了《苏南、温州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比较》。该文在比较分析苏南、温州农村工业化模式的不同特点、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两者 “对于振兴农村经济的作用”，最后得出了“几点启示”。启示之一是：“农村工业的发展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地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发展不平衡、基础不同，农村工业化必须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模式。这是两个模式提供的最基本的启示。把苏南模式照搬到温州，或把温州模式套用到苏南，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从实际出发，选择发展农村工业的不同模式，才能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在我后来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中，一直将其看成是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的有机结合，因此认为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精髓和灵魂，可以抽象概括为“民营化、市场化”六个字。对此，我在《温州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一文中有比较集中的表达： “这六个字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民营化，关系到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制度、利益分配关系、经济决策和动力结构等；市场化，涉及到市场主体培育、经济决策信息结构改变、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乃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等。从温州30年的改革发展实践看，它通过不断深化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了以私营为主的各种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促进了经济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民营化与市场化两者之间不是可以相互分割和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温州正是由于率先不断推进民营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改革，在微观经济领域实现了民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从而既推动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深刻转型，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创新，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概括起来，温州模式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它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民间市场主体最早发育成长的摇篮，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发祥地。第二，它是在实践中大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创新市场体制的先行者，是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前者着眼于发展模式，后者则侧重于体制模式。不过，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因为两者在现实中总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

2003年10月11日，我在温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曾以《温州的贡献》为题发表演讲， 将“温州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二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三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力量；四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五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有限边界；六是在于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七是在于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八是在于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我这样概括“温州的贡献”，其实不过是“关于温州模式的意义”的另一种表达而已。这些看法，敝帚自珍，似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上面这张照片为2008年11月参加“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后，再到乐清市一个论坛作演讲。那时，“小张”虽然已成“老张”，但头发还不少也相当黑，不像现在这般可怜模样。岁月真是无情啊！）

（3）关于温州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

温州模式是实践中形成和不断演化的，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在《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文中曾指出：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制度供给问题，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创新问题。换言之，是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2014年4月4日，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世界温州人与温州发展”报告会上，我应邀发表了题为《温州发展亟需加强公共品供给》的演讲。这次演讲就其内容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011年我主持承担的“科学发展的温州模式创新研究”课题成果，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一马当先、独树一帜并创造了辉煌成就的温州模式，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制度创新的止步不前，已经使得制度效率大大降低，突出表现在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2）导致温州模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3）温州模式能否创新，温州发展的根本出路，都在于能否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促进制度性、物质性、服务性等公共品供给的全面改善，从而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温州模式创新，促进温州发展，必须将创新重点从经济体制转移到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从过去以民营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经济体制创新，扩展为涵盖经济、社会和政府的整体性转型。

不难发现，上述三点结论也是密切联系的。这次演讲，无论从现场反应还是会后网上报道看，反响之热烈都出乎我的意料。而今，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四年多，但自认为这些看法并没有过时，它们应该仍是今后推进温州模式创新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结束语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实践中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不同发展道路，形成各具特色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是很正常的现象。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前，虽然对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但对温州模式的质疑、批评和指责无疑是最多也最猛烈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向来有重“名分”的文化传统，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一再强化了凡事先问个“性质”、“主义”“方向”的偏好和思维定势。三是温州模式以发展个体、私人经济为主，民营化、市场化程度最高，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最远，从而引发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眸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创新的历程，首先要归功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天下先”大胆突破、开拓创新和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温州广大老百姓和干部。但是我也看到，理论界许多专家学者对温州模式的肯定支持，为温州改革发展的奔走呼号，确实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理论上的肯定支持，不时处在意识形态争论风口浪尖上的温州模式，很可能早就遭遇严酷打击、被彻底扼杀的命运了。

肯定支持温州模式的专家学者多得无法统计，但可以列举一些代表性人物：北京的，有费孝通、杜润生、马洪、胡绳、董辅礽、林子力、吴象、赵人伟、戴园晨、马家驹、王小强、白南生、王贵宸、孙越生等；上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袁恩桢、杨建文、陶友之、顾存伟等；省城杭州的，八九十年代主要有方民生、李云河、顾益康、郑志耿、刘吉瑞、陆立军、李红、林坚、陈湘舸和我本人等，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有史晋川、赵伟、金祥荣、罗卫东和我本人等；温州本土的，有郑达炯、马津龙、李仁续、洪振宁、叶正猛等学者型官员和朱康对、张一力、谢健等教授。他们在对温州经济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之后，都曾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或讲话，以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肯定温州模式及其创新，为完善温州模式献计献策。而专家学者们也从对温州十分生动丰富、不断变革创新实践的调研中，获得了理论研究的丰富材料和推动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这可以说是温州以特有方式对他们的一种“馈赠”吧！

（2018年6月25日完稿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