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灿富（美国）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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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胡文辉

在西雅图唐人街，恰遇华人经营的商场新张。进门左侧设有七八平方米摊位，电子焗炉上面有堆焗熟的番薯。番薯表皮焗成焦黄色，引人瞩目。

来到海外，已有若干年未吃过焗番薯。于是马上掏钱买几条回去与家人分享。估计番薯是温室种植，欠缺充沛阳光洗涤，失去野外风霜雨露滋润，加上用电子焗炉烹制，毫无乡间焗窑的独特香甜。亲人笑着说：“你不是说过，以前吃番薯粥吃怕了吗？要想真正享受焗窑焗出的番薯，返回广东老家去！”亲人语气逗趣，但吃薯粥与焗窑的年月，又一次在眼前清晰呈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讲求生产队集体出勤，计工分再按人口分配口粮。有年夏天旱灾无雨，过后不久连续两场台风。天灾造成水稻歉收。大人望着箩筐内瘪瘪塌塌的稻谷，不禁愁眉苦脸。要是拿着这样的稻谷去村中碾米站碾米，白米粗糙不算，谷壳比米堆还高。但是，当年稻谷收成不高，番薯却出奇丰盛，无奈之下，家人先各自吃一碗大米饭垫肚，再将预先煮熟的番薯皮剥干净，放入铁锅与留在里面的锅巴拌和，接着加进一壶热开水，用锅铲搅成了稀粥。这一来，家人可以再吃两碗薯粥，就算吃了一顿饭。

在村子榕树底下，听到大人吟咏一首打油诗《夏日吃薯粥》：“番薯芋头喷香，家人赶来品尝；初时开朗欢畅，转眼满嘴苦笑；两条番薯饱腹，三条足够超量；凡事本有尺寸，过度必然讨厌；望见番薯紧张，偏偏开水搅拌？再饮薯皮粥水，肠胃倒海翻江；叫苦不迭躲避，提心吊胆慌张。”民谣通俗顺口，可谓活灵活现描述吃薯粥的情景。

一天晚饭又见妈妈将“薯粥”端上桌面。我头皮发麻说：“妈妈，这个薯粥真难吃，我不吃！”话音落下，妈妈长叹一声。次日开始，我的大米饭由一碗变成两碗。两个哥哥如常喝下两碗薯粥，站起来离开饭桌。我揣测自己是家中最小孩子，父母亲偏心我罢了。

有次我不经意发现，爸爸妈妈吃了小半碗米饭，就拿着几条番薯走到屋外。懂事了，才恍悟“可怜天下父母心”，也真切体会到两个哥哥爱护我的情意。直到今天，偶尔提及番薯与锅巴混合的“薯粥”，仍有些心有余悸。

虽说吃“薯粥”吃到怕，但我对于焗窑焗熟的番薯偏爱有加。春种的番薯夏季收获，夏种的秋季收获，秋种的冬季收获。其中秋冬两季为收获旺季。长在岗地的番薯，挖起大多一连串，有时一串有五、六斤，常见重逾两三斤的单条番薯，红皮的红瓤，黄皮的黄瓤，紫皮的紫瓤。那年月，我们除了喜欢玩耍民间游戏，最乐意的事就是聚在一起焗窑。多个小伙伴大都午间相约牵牛走至山坡，扔下牛绳任水牛吃草。然后去稻田或山冈搬泥团，堆成“泥窑”焗番薯。这个就叫“焗窑”。

印象中，某年初秋，一帮同龄孩子又说要焗窑。于是，各人捧出家里的番薯。一路上，叫文仔的同龄伙伴吟唱《焗窑歌》：“秋高气爽人欢乐，蝉鸣虫叫庄稼熟；有人树头听古仔，有人山塘钓鱼虾；我们一群乡村仔，得意洋洋去焗窑；叠起泥窑似塔高，捡来山草作干柴；烈火蹦蹦灶膛烧，番薯芋头欢声叫；薯香芋熟飘田野，童谣快意满山冈；再听那方三公吵，甜得丢掉大牙咯；又闻这边六婆嚷，香得跌落头髻咯。”

我们追在文仔身后叫喊，问他跟谁学会唱童谣，文仔大声说：“爷爷教的哇。”大家这才醒悟，文仔的爷爷早年任过私塾先生。

春夏秋冬，总有适时农作物。平时的日子，也有孩子提前向家长打招呼，去田地刨些马铃薯、芋头、木薯来焗窑。一天，有个叫洪仔的同伴调皮淘气，偷偷摸摸在家里抱来一只鸡，说着要“焗鸡”，吓得我们慌成一锅粥，催促他立即抱鸡回家。洪仔不担心家长揍他屁股，可我们怕给大人责骂。

早些时候，洪先生随女儿移民来到西雅图。见面旧事重提，洪先生哈哈大笑说：“那时吃薯粥吃得口水横流，过于嘴馋了，单单想着要换换口味。说来有点荒唐。”他认真地说，多年过去了，白切鸡、盐焗鸡、豉油鸡等等，用鸡烹制的各种美食遍尝，唯独“叠泥窑焗鸡”未尝试过。听友人说，现在有些乡村餐馆已有“焗鸡”菜式，味道很有特色。

岁月蹉跎，大多往事弃于脑后，但吃薯粥与焗窑的年月仍然难忘。有时候油然而生一种想念，有天再回乡下老家，如洪先生讲的重拾少童时代的趣事，愉快开心地来次“叠泥窑焗鸡”，陶醉在乡情气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