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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亿人次，收入6千亿元，今年十一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异常火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文化产业的中国电影市场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一向被看做“票房收割机”的十一黄金档数据惨淡，票房不足20亿，同比下降近30%。

面对空前的票房滑铁卢，制片方、发行公司、主创、院线等行业各方都在反思：按理说，今年多部电影预售期提前、宣传投入巨大，何以兵败至此？以开心麻花团队为例，其重金打造的《李茶的姑妈》国庆档票房不足6亿，豆瓣评分5.1；仅仅三年前，同为话剧改编的《夏洛特烦恼》却狂揽20亿，好评如潮。如果不假思索，制片方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届观众不行。

当然，单从电影票房和市场口碑来评价作品也可能出现一定偏颇，特别是随着文娱产业快速发展，文化消费的类型、方式、途径不断增多，众口难调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要做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只有被最广大人民群众喜欢、认可、接受，而票房和口碑作为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自然成为电影的试金石。

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电影成为中国老百姓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指出，2002年至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保持了30%以上的增速，2016年票房增速甚至高达49%。伴随着电影产业火爆，大量行业外资本流入，在为电影事业提供新动力的同时也导致了高度商业化的电影产业体制。不断向二三线城镇下沉的院线、日益便利的互联网订票、动辄千万的票价补贴一度成为爆款电影的标配，作品创作日益变成资本和商业的游戏。

事实上，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是当前中国文化市场存在的普遍问题，只不过电影行业与娱乐产业的关系更加密切，让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扩张的市场惯坏了中国电影，也让电影行业变得急功近利。这不仅为市场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也让“十年磨一剑”的内容创作信念被抛弃。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5天写一页和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故事。作为视觉影像传播的作品，电影和文学的创作规律有一定差异，但工匠精神是相通的。

可喜的是，在经历了跑马圈地的野蛮生长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和观众都对电影的内容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避免资本层面的恶意竞争，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早在2018年春节档，相关部门便发布票补“双限令”，即每张电影票最低票价不得低于19.9元，票补张数不超过50万张。与此同时，当票价已经不再是观众观影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后，观众对优质内容付费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年国庆档几部备受期待的国产电影遇冷即说明了观众对内容低俗化、情节套路化、角色脸谱化的反抗与排斥。

尹鸿说，“电影是关于大时代人的一面镜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电影提出了更高期待。随着电影产品的可替代品越来越多、票价补贴对市场规模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小，电影创作团队将更多把精力放在故事架构、情节铺设、价值提升等内容本身的竞争力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电影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匹配，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需求，突破诸多习惯性的文化、艺术和美学观念的藩篱，中国电影终有一天会成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和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引擎。（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