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的小青龙河水位上涨,河边部分民房被淹。（图源：新华社）

2018年虽然刚刚过半，由于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影响在全球不同的地区都在刷新着记录。日本7月初经历了几十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造成超过200人死亡，多处雨量破纪录，部分地区经历雨量上千毫米的水灾。水灾刚过，又遇上反常的酷热天气，多地近日气温超过摄氏40度，东京都地区气温观测史上首次出现40度以上高温，关东甲信地区比常年高出4.1度，多地出现196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热天气。2018年英国的干旱程度历史罕见，部分地区连续48日没有雨水，气象部门表明到目前为止的半个夏天是1961年以来最干旱的时间段，雨量是往年同期的20%，部分地区更只是往年同期的6%。中国7月多地遭遇集中降水，华北、东北、四川、云南、海南岛等地出现大暴雨，造成交通中断、人员被困、农田被淹和房屋积水。而在地球的南半球，澳大利亚7月受到冷空气袭击，多处温度跌破零度，东岸一些地区的低温突破几十年来的纪录。在严寒中，澳大利亚还受到狂风、雷雨影响，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等地出现每小时120公里的罕见风速。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愈演愈烈

气候监测事实表明，2017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1981-2010年平均值（14.3℃）高出0.46℃，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平均值）高出约1.1℃，为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也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非厄尔尼诺年份。2017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比常年值（1981-2010年平均值）偏高0.74℃，是1901年以来的第三暖年份。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超过400ppm的警示线，甲烷浓度也飙升、破纪录，气候变化的长期指标在2017年上升至新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气象灾害发生的频次、造成的死亡人口以及经济损失逐年增加，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980-2017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年均发生约580多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100亿美元，影响人口超过1.7亿人，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幅度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明显特征。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HCR)和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报告，在长期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严重干旱影响了世界多地的农业及其收成，特别是在非洲南部、东部和中美洲部分地区有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受到了威胁，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洪水严重影响了亚洲东部和南部，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IPCC的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国际社会应采取积极行动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历程十分坎坷

自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形成了《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系列决定”、《巴黎协定》等针对不同时间段的具体执行计划和方案。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公平”、“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等原则问题上，南北国家立场差异大，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谈判诉求也一直在动态的变化中。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格局，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南北两大阵营演化为当前的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所谓“南北交织”，指南北阵营成员之间在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和气候保护上存在利益重叠交叉。所谓“南中泛北”，主要指一些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表现出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诉求，另有一些南方国家成长为有别于纯南方国家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属于南方阵营，但有别于欠发达国家。所谓的“北内分化”，是指北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最典型的是伞形国家集团和欧盟，而且这些国家内部也有分化。例如加入欧盟的原经济转轨国家，波兰和罗马利亚等，与原欧盟15国在气候政策的立场上有较大的分歧。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负面影响日渐增加，为了遏制气候快速变暖趋势，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巴黎协定》协定是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是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多方谈判诉求、立场再平衡的结果，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行动等方面的新共识，提供了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新范式。《巴黎协定》虽然已正式生效，但落实《巴黎协定》仍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由于其国内两党气候政策差异，大大增加了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不确定性。民主党克林顿政府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共和党小布什政府2001年单方面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民主党奥巴马政府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共和党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的气候政策调整虽然不至于让国际气候治理停滞，但这种不确定性也会给各国政府参与的积极性，以及私营部门资本的持续介入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所有的人种、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气候系统下，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个体共同出力，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要像保护家园那样共同行动维护气候环境，共同打造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巴黎协定》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全球层面的政治动员，全球主要国家元首齐聚巴黎，发表了积极合作和行动的政治宣言，元首们承诺了更多积极的自主行动而不仅仅是表达合作行动的意愿。从《巴黎协定》的生效和后续谈判来看，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均积极响应巴黎会议上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为全球行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各国加强合作，积极融入“共同行动”的国际气候治理新范式。在巴黎协定中，不仅是发达国家，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对以往气候协议更为积极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体现了共同行动的良好意愿。在《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信息文件中（发展中国家2020年前的自主减排行动目标），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都是以获得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为条件的承诺目标。但在《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体系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展现了以我为主开展行动的积极姿态，并且在资金机制、透明度、盘点机制等议题的谈判中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体现了共同行动的意愿和雄心。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势已经确立，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加的气候灾害成本，世界各国应更加紧密协作，凝聚共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开展更加务实、紧密的合作，合力推进《巴黎协定》履约进程，保障全球气候安全。

（王谋，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智库国际气候治理部联席主任、中国政府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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