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开局，中国价格运行在延续2017年基本走势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征：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位回升、PPI（生产价格指数）高位回落，PPI-CPI缺口急剧缩小，物价形势走向常态化。作为宏观经济形势的指示器，当前物价水平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和货币政策的收紧。2018年开局，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总需求和总供给均出现明显改善，且总需求的改善幅度略超过总供给；从货币因素看，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增速全面放缓，且三者缺口显著缩小，货币政策中性偏紧。

2018年和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是常态。因此，对2018年中国物价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价格运行中存在一定的上行趋势，但通胀压力不大，个别月份可能会冲高。但是，2018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可能来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保力度加大、工资上涨、工业生产成本的传导、以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工业生产成本的传导以及高基数效应，PPI涨幅缩小，而CPI涨幅扩大，CPI与PPI缺口缩小，物价形势走向常态化。

从当前物价变化看经济运行与结构调整，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呈现出四大新的运行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首先，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实际增速的企稳和名义增速的快速反弹标志着中国经济摆脱了持续4年的萧条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期趋势性回落的幅度和节奏将随着新发展理念和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落实而不断递减，中期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的构建决定了市场周期性复苏力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步调和幅度，未来经济增速的换挡幅度和频率将显著低于前5年。

其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将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内生的市场型结构转换将是中国新动能转换成功的关键所在。

再次，世界经济将步入到新阶段，中国外部环境也将步入到新阶段。一是世界经济将在同步企稳的进程中同步开启超常规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经济增速反弹的幅度有限，这决定了中国贸易环境恢复性改善的幅度也将有限。二是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缺失决定了金融市场将面临阶段性的波动，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依然存在。因此，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2018年和2019年须重点关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走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此外，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虽在未来一段时期中技术水平将持续提升、改革红利将逐步显现，但这些因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难以在短期达到较高的水平，难以完全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社会建设加速带来的社会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递减和劳资关系改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带来的环保成本上涨。因此，在经济摆脱萧条和低迷之后，并不是经济持续的反弹，而是在成本冲击下的增速缓慢回落和通货膨胀的上升。

因此，在金融整顿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不宜过低，目标汇率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可以适度加大波幅。2018年应当延续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过快增长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关注点。名义财政赤字率依然可以确定在3%左右，但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

同时，鉴于中国稳增长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2018年是全面推出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性改革攻坚计划的窗口期。在此背景下，建议出台启动民间投资的系统方案，并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出台与扶贫补贴战略相对应的中高端消费促进战略，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

（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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