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曾在太行山东西两麓存在的戎狄邦国有着怎样的独特文化、同在湖北地区存在过的曾国与楚国有着怎样的关系、距今5000年到4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千年里发生了哪些故事……2017年，中国考古工作又取得新进展、新成绩。2018年1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现场揭晓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6项入选项目和6项入围项目，并邀请6名入选项目负责人就相关考古新发现作学术报告，同时邀请专家现场点评。本报记者参加了会议，并就6项入选项目的主要收获、学术价值、重要意义等采访了业内专家。

提供古人类技术传播、文化交流、族群融合研究样本——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南部萨吾尔山内的一个洞穴中，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2014年，该遗址被发现。2016至2017年，经过两期发掘，已发掘部分划分出14个地层单位，发现陶片、灰坑、火塘和石围墙等遗迹及铜器、铁器等，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碎片等。众多遗存表明，通天洞遗址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经碳十四测年，旧石器时代地层的年代距今4.5万年左右。

【点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通天洞遗址学术价值重大，研究潜力巨大，必将引起高度的社会关注、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

该遗址地层堆积明显、文化序列明确，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细石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埋藏学和年代学研究价值明显。遗址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是填补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该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石制品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的石制品。总体显示出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特征，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独特，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

二是提供了中国早期社会农业传播的依据。该遗址考古发掘中，浮选得到了炭化的小麦、青稞，测定年代距今5000至3500年，这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社会人们的生计问题以及农业交流传播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为古人类技术传播、文化交流、族群融合提供了研究样本。遗址发掘过程中对测年样本、浮选样本、土壤微型态样本以及DNA土壤样本进行了专门的提取工作，并通过野外调查和电法物探、探地雷达等方式了解周边的洞穴分布情况，尽可能全面搜集与古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有关的信息。遗址为进一步探讨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研究样本。

对东方用玉礼制形成和史前东西区域互动研究有重要意义——

山东济南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焦家遗址地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约20公里处。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主要遗存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为汉代。各时期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2016和2017年，两次发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在发现的974个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

【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

海岱地区汇聚淮河和古济水两大重要水系，为《禹贡》里面的兖州、青州和徐州之地，在中国史前文明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20多年来，重要发现较少。因此，焦家遗址的发现，特别让人振奋。

墓葬中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最让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这就意味着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可能受到与良渚文化持续交流的影响，玉器在礼仪系统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焦家遗址所处的时代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千年。

这个千年的晚期，形成了对应尧舜传说的陶寺文化；这个千年结束后，又形成了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

早有学者指出，在这个千年之初就开始的大汶口文化夸父追日般的西进，对后来陶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焦家墓葬的玉刀和玉钺的形制、穿孔方式、在孔中填小玉粒这样的细节以及毁大墓的习俗，都与陶寺墓地相同。焦家正在泰山之北麓、古济水之滨，沿济水西上，经过太行八径中最南端的轵关径，可以直达侯马，进入陶寺文化的核心地区临汾盆地。

焦家遗址的发现再一次明确提醒我们，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东方礼制的影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应在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一广大的背景下，理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各地区的文化发展。

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就是这么气势磅礴，在一个覆盖西高地和东平原，包含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这在世界主要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提示农业向台湾岛传播及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新方向——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

南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上坊村北约300米的南山（又名狮子山）。经考古发掘，南山山脚现存4个洞穴（编号1至4号洞）。发掘重点区域位于山顶、4号洞及3号洞。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遗物特征，可划分为5个文化期，年代为距今5800至3500年。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仅分布于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顶发掘区，4号洞有少量分布。其中，第一期文化遗存较少，第二、三期文化遗存延续性非常明显，第四期文化遗存延续了第三期的文化特征，第五期文化遗存则已进入青铜时代。

【点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

南山遗址既有洞穴又有山顶堆积，都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降的遗址类型。就洞穴堆积来看，有烧火遗存、墓葬和大量种子，显然是长期居住的。山顶有柱洞、灰坑、墓葬、蓄水池遗迹，也是居住的遗址。这些新发现丰富了山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的类型。

洞穴和山顶并不同时。年代断定方面，一期不是很清楚，出土的东西较少，测年准确的话已经是崧泽或郑家坳文化的年代。二期到四期年代比较明确，都是昙石山文化时期的，相当于良渚和樊城堆文化时期。五期有彩陶，也有黄土仑一样的器物，年代不出黄瓜山文化和黄土仑文化的范围。因为闽西北邵武发现过郑家坳文化也就是崧泽文化的墓葬，此次南山遗址一期文化是否可以早到崧泽文化时期，不无可能。因此可以说，南山遗址建立了闽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年代序列。

遗址发现的比较丰富的是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有的比较像良渚文化的东西，如鼎、豆和锥形器玉器；有的像樊城堆文化时期的东西，如盘口鼎。更多的则是像昙石山文化时期的东西，如拍印纹陶器。但其中拍印纹的釜是当地的文化。

二期、三期植物遗存异常丰富，特别是水稻和粟黍两个农业系统同时出现，特别有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的植物考古表明，在闽江下游沿海地区昙石山黄瓜山文化中都是水稻和粟黍类一同出现，在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台南南关里和南关里东遗址都发现有粟（距今4500至4200年），过去一直不理解，现在能够明白了。由于良渚文化纯粹是水稻，没有粟，所以农业不一定是沿海传播的，而很有可能来自闽中地区。这就为农业向台湾岛传播以及南岛语族起源等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了解周代冶铸技术、商周时期金属资源流通的关键——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

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2013年作为墓地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勘探和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2017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发文命名该遗址为苏家垄遗址。主要收获为发掘了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发现了与墓地同期的大规模遗址及冶铜遗存，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

【点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

苏家垄遗址的冶炼遗存和大量青铜礼器是研究周王朝经营南方和管理矿产资源的重要资料。冶炼遗存面积巨大，这意味着有大规模的铜金属生产。青铜资源对于青铜时代而言是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过去一般认为东周铜资源主要在大冶铜绿山到铜陵一线，苏家垄冶炼遗址的发现意味着这里也是金属资源区域，这是考古界对周代铜资源的新认知。此次大量冶炼遗存的发现，再结合“曾伯桼”器群的发现，印证了传世“曾伯桼簠”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说明苏家垄墓群是了解周代冶铸技术、商周时期金属资源流通的关键性遗址。

50多年前，苏家垄就发现了包括九鼎在内的曾国青铜器，明确了曾国这一周代诸侯国在湖北地区的存在。本次苏家垄墓地出土500多件青铜器以及大量铭文，由此释放出多方面的历史与社会信息。例如，由墓葬中随葬品放置有序，可以观察到这些青铜礼器的组合配置情况，可注意到两周时期的器用制度在此开始发生变化。再如，“克逖淮夷”等铭文与过去发现的曾国青铜器铭文相吻合，印证了曾国控制淮夷的史实等。

苏家垄发现的青铜器还为了解曾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素材。历史上，曾国素与黄国有联姻关系，曾国墓葬中常出土黄国青铜器。本次发掘中，发现了“黄中乐”戈以及较多带有浓郁淮河流域特征的青铜器。此外，铜簠上有“陔夫人芈克”铭文，“芈”是楚姓，表明了曾、楚两国的婚姻关系。

考古队在墓地发掘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区域调查和勘探，发现了同时期的遗址，体现了考古工作理念的科学性。

反映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进程——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东依大沙河。已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方圆两公里内调查有6处新石器及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城址、墓葬、遗址。发掘7000平方米，清理东周墓葬36座、车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个、窑2座、灶2座，出土铜、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组）。初步认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

【点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本次故郡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东周墓葬的发现，有诸多新颖和奇特之处。

比如，大型墓葬除附有车马坑之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殉牲坑，三者呈直线布列，这是此前所未见的。再如殉牲坑中数以百计的马、牛、羊头蹄，其中马头上的辔头与镳衔不予卸下，表示与车相配，此亦为首次所见。又如车马坑与殉牲坑之间以窄沟槽相通的形式也很独特。至于保存完好的精美马具（缀贝颈饰、包金铜泡与辔头）和系驾遗存（牵引皮具）等，在以往发掘的车马中亦极少见，为复原当时的车马结构提供了新的依据。还有，大墓的器物箱、殉人和腰坑等，在北方地区东周墓中也不多见。

这些特殊之处，尤其是动物头、蹄牲体的现象，与已知的周临同时期列国文化，如燕、赵，乃至中山文化都不相同，而与同时期北方系考古学文化相类似。依历史文献记载，周代在北方太行山东西两麓有不少戎狄邦国存在，金文材料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得到考古证实的极少，比如著名的北京延庆山戎墓地，不少墓葬就有马、牛、羊头蹄；又如2009年发掘的河南省淇县宋庄墓地，大墓有殉人、腰坑和器物箱，箱内还有大量动物骨骼。这两地分处太行山南、北两端，行唐恰好位居其间，以此推论，沿太行山一线确有不少类似者存在，表明文献记载是有根据的。

2013年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发现的徐阳东周墓地，于两座车马坑中都放有较多马、牛、羊头蹄，学界普遍认为属陆浑戎遗存。行唐故郡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戎狄文化内涵，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除特殊性之外，其整体面貌也有时代共性。如随葬的青铜礼乐器都是当时燕赵之地流行的器物。墓地材料作为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的具体反映，使华夏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或成为金代建筑遗存考古的参考标尺——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2014至2017年该遗址历经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5000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2017年度发掘结束后，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大体完成了对城内主要建筑遗迹的发掘，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

【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

从金代城市考古研究史看，宝马城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新世纪以来，金代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都城）、吉林白城辽金时期城四家子遗址（州城）、吉林前郭金代中晚期塔虎城（州城）、吉林乾安县辽金捺钵遗址（捺钵地）等，都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安图宝马城遗址规模不大，属于金代祭祀性的神庙遗址。应该说，填补了广义上的金代城市类型的一个空白。

从安图宝马城遗址本身价值看，遗址是难得的金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资料。宝马城遗址不是一座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回”字形院落遗址。其形制结构保存完好，考古发掘工作精耕细作。宝马城遗址建筑结构严整精巧，出土玉册残件、高等级建筑构件等重要遗物，都显示出其院落的等级很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发掘者推定其是金代皇室祭祀长白山的皇家神庙，是合适的。宝马城遗址性质特殊，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帝国山祭遗存，学术意义重要。

新世纪以来，北方城市考古方兴未艾。宝马城遗址考古发掘就是在聚落考古或城市考古的理念下进行的，力求成为金代建筑遗存考古的参考标尺。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1月18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