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自今年4月1日设立以来，已8月有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并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来进行。这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一步明确了要求，意味着体制机制创新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雄安新区位于京津保腹地，区位优势明显，重要的是开发度低，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与束缚。一张白纸好作画，这与当年设立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为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大有作为的施展空间。不过，同样是体制机制创新，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且后发优势明显，给人全新的想象空间。而且，从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四大定位来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承载了更为丰富的体制机制创新任务。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定位，一些从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将迁至雄安，使之成为大家通常所理解的“首都副中心”。雄安将是一座新城，不仅在于新建之城，也在于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新意。纵观我国城市发展模式，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近乎全功能发展，面面俱到，而且都将经济发展摆在特别突出的位置，由此染上了“城市病”，产生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

不仅仅在国内，国外的许多城市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对于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解决“城市病”，各国政府也纷纷进行过努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东京的区域规划就逐渐将教育、文化、工业等设施向郊区及卫星城转移，以进行中心城区的人口疏散，减轻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到1991年，东京都政府就迁到新宿，还建立了“横滨21世纪未来港”来进行人口产业的进一步分散，通过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来实现产业置换和人口的疏散。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法国也加大对于首都郊区及周边城市的发展，并运用相应的房产补贴政策鼓励人口向郊区流动。

因此，对于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首当其冲的是要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可视为最大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和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自然就需要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分离出去，才能更突显北京的首都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本身就是重大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国内并无现成的成熟经验或做法可循，所以才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来定性，突显了雄安新区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雄安新区发展是以体制机制创新来引领的。要作为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来孕育、增强发展活力、发展动力。正是因为一张白纸好作画，一些多年来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棘手难题都可以在雄安放手大胆尝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的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城市建设到产业发展，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到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无论是解决“城市病”问题还是实现城市创新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处处都体现出新意，也将是并必是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的结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此增强雄安新区的示范作用。

比如，针对各界普遍关心的城市房地产发展问题，雄安进行的全新探索，将会对“居者有其屋”做出新的诠释。当前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核心所辖人口尚不到10万人。根据规划，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大量人口迁入，必然面临着住房这一现实问题。“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同于走房地产主导的城市发展老路，土地财政不会是雄安新区发展的选项，政府不再以卖地为主，土地使用权为政府与老百姓共有；在住房方面，实行租售并举，用积分制满足外来创业者、就业者的居住需求，来新区工作的人都能够租房居住，从而不留下炒作空间。此外，户籍改革、医疗改革、公共服务改革、行政管理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和顶层设计和具体施策，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将是雄安新区发展的有力制度保障。

由此，以点带面，不难看出，雄安新区建设，承载了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探索，其体制机制创新所孕育、增强的发展活力、发展动力及其推动的发展实践，有望打造成新时代新发展的样板工程，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这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改革发展实践都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张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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