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图源：网络）

未来已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2月3日-12月5日在乌镇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要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领军人物、媒体人士及专家学者等共聚一堂，聚智碰撞，其中“人工智能（AI）”成为各界领袖纷纷提及的一个话题。在人工智能分论坛上，李彦宏、马云、马化腾等业界领袖围绕“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聚焦现实、畅议未来。

1946年人类第一台计算机“ENIAC”诞生，1969年世界第一个计算机网络“ARPA网”问世，开启了信息化社会浪潮席卷全球的历程。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发行，“比特的时代”、“个性化界面”、“数字化生活”等炫酷词汇成为热议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同样也是人工智能曾经独领风骚的一段风光日子。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在科技创新渐次黯淡的舞台上，不可能长久地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冷却了下来。

近年来，在谷歌机器人AlphaGo及AlphaGo Zero新闻热点撬动下，如今的人工智能再次成为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科技宠儿。知识、权力、媒体及资本似乎有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的风口与爆点，多种力量蜂拥而上的表象背后，其实是人们对未来世界走向研判的心理呈现，或担忧、或喜悦、或观望、或行动。

应该说，在科学探索向极宏观、极微观和极复杂三个维度的延展中，人类熟悉了浩瀚的宇宙，洞察了显微的世界，并在复杂性的认知领域不断披荆斩棘，将目光锁定在人脑，试图揭开这个最神秘莫测的智慧枢纽。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今天走到了镁光灯下的前沿地带，从科技创新史的角度而言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都激发人们期许未来。

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艾伦·麦席森·图灵曾说：“即使我们可以使机器屈服于人类，比如，可以在关键时刻关掉电源，然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应当感到极大的敬畏。”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是否会引发军备竞赛之类的灾难，是否会威胁人类最后生存的底线？不是因为有“霍金说”、“马斯克说”、“扎克伯格说”或“X大佬说”，就要笃信人工智能就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抑或就是人类的终极救世主。其实，伊隆·马斯克与马克·扎克伯格关于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辩论，是左右两种声音的回响，一边是“弗兰肯斯坦”式的人文担忧与伦理警告，一边是“超时空接触”式的科技自信与资本冲动。如果我们注定不能阻挡它的前行，是否我们就要为它顶礼膜拜？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伦理难题。

回眸人类科技史，有多少险恶的科技创新，都被人类的聪明才智牢牢掌控，难道人工智能会是例外？又有多少美好的科技成果，最终被人类恶用于战争厮杀，谁敢言人工智能就是另案？借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人工智能不是魔鬼，也不是救世主，作为赋能型“群技术”，人工智能会助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人机交融、智慧主导的新智能时代。到那时，人将逐渐从体力劳动制约中解放出来，进入脑力劳动主导的新时代，创造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独特价值。但是，由于基础科学难题、关键技术瓶颈及认知学习困境等制约，强人工智能的革命性突破还有待时日，在资本与符号共同营造的科技舆论中，有人警惕人工智能泡沫也不无益处。

在科幻影视中，人们远眺过各种智能社会的情景，《她》中让人类陷入爱情的人工智能萨曼莎、《西部世界》里游荡在公园里逐渐意识觉醒的机器人接待员、《超能特工队》中的充气医疗机器人大白，以及《机器化身》中人类通过脑机接口技术遥控的机器人。科幻作家伊萨克·阿西莫夫于1942年在他的小说《环舞》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原则，试图对机器人进行伦理规制。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也言：“我们最好相当确信，植入机器中的目的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的”。

人工智能，绝不是人类“最后的发明”，但愿它是人类“最好的发明”。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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