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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频亮红灯 警惕短期恶化风险

2017-12-05 00:00:00 来源: 海外网 阅读 (756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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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11月28日,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普通铝合金板发起“双反”调查。在美国的对外贸易实践中,“双反”调查非常常见,使用频率也很高。以2016年为例,美国发起36项新的反倾销调查,做出35项初步裁决和41项最终裁决,并对来自16个国家的8种产品开出32项反倾销税罚单;发起16项新的反补贴调查,做出14项初步裁决和25项最终裁决,对来自7个国家的7中产品开出16项反补贴税罚单。如果算上此次对中国发起的“双反”调查,美国在2017年已经发起了79项“双反”调查。

此次针对中国铝板行业的“双反”调查之所以引入关注,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在通常情况下,美国商务部在收到国内相关行业的正式请求后,根据1930关税法及其修正案的702(b)和732(b)条款发起“双反”调查。此次却是美国商务部根据上述法案的702(a)和732(a)条款“自我发起”的“双反”调查。这也被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称为“历史性的”。上次美国商务部主动发起的“双反”调查分别是1985年针对日本半导体的反倾销调查和1991年针对加拿大软木的反补贴调查。美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援引和使用国内法的做法本就饱受诟病,这次毫不掩饰地主动利用国内法,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置于一体。这自然引发人们担忧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面转向。其次,这一事件与其他诸多大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普遍担忧中美经贸关系恶化,甚至会出现全面的贸易战。这包括:近期美国正式提交了反对中国在WTO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申请,美中全面经济对话陷于停滞状态、并且短期中重启谈判的希望渺茫,以及8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特别301调查。

2008年的美国,虽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经历了明显提高;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下降。已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贸易一体化程度是推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力量,并且技术进步的影响要远大于贸易的影响。对此,需要的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但是在现实中,基于不同政策的实施难度差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政府的选择。特别是危机或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财政缺乏必要的力量来帮助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工人、产业和地区。进一步考虑到,如果进口竞争行业、行业所在地区或这些行业中的工人在政府决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力,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成为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这就意味着,在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论调转变为贸易限制行动乃至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可能性。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胁是最有力的谈判筹码。特别是在多个国家共同竞争美国市场的情况下,可以在双边或区域谈判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转移效应,迫使或引诱谈判对手的让步。美国候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一个观点是:“美国不应该简单盲目地凡事都以WTO规则为准”。这反映出一个可能的趋势,美国会不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试探规则的界限和贸易伙伴的底线,要么是从中获取现实利益,要么是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推动规则的重新谈判和构建。

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基于现有的国际分工特点,还是国内的资源禀赋和供求结构特征,限制进口都是得不偿失的。对于这一点早有共识。但是,无论是出于短期中转移国内政策压力的考虑,还是出于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长期考虑,美国政府都有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的动机。在美国所签订的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中,中国基本都是局外人,并且与其中的很多成员国都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在美国与相关成员重新谈判和构建规则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就会成为其有效的筹码。从8月份主动发起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到近期正式反对中国在WTO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主动发起对中国的“双反”调查,美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的姿态,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有助于美国在后续谈判中争取先行优势。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其他贸易伙伴没法替代和弥补的。2016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产品商品出口市场、第一大商品进口来源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第六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商品出口市场和第四大商品进口来源国。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走向,贸易战所带来的成本是中美双方都无法承担的,因而也不可能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但是在短期中,美国政府基于现实的政治经济考量,很有可能会不断地主动挑起贸易争端,中美贸易环境存在恶化的风险。而且,美国这样的国家从传统上单边和区域歧视性做法的制衡力量转变为积极实践者,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单边或区域性行动,导致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盛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高度关注的风险。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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