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不是广场舞和病榻上的标配，而是打“飞的”参加国际比赛的“民间雀圣”，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筹码和计分器上的数字，甚至不是他们的年龄和社会角色，而是“活一把自己”。

　　文|新京报记者杨静茹 编辑|胡杰

　　►刘兴旺心头一紧。

　　他扫了眼牌面：二三四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另有两个万字做将。此外，手上还握着一个四万，一个五万，只要再上一个六万，这就是一手大牌——“清一色加一色三步高”。（一色三步高：和牌中，有一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或两个序数的顺子，比如文中所说四五六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

　　比赛的前九局，刘兴旺不管怎么打，牌都不成形，几乎一把没和，每局结束就剩下摇头。这是最后一局，他本来已经打算烂到底，竟然冒出了这样的机会。

　　自己掐着俩“六万”，另一个六万早早地被人打出去，要想和牌，只能摸“绝张”，按照几个对手的观察和实力，是绝对不会放炮的。

　　“富贵险中求”，刘兴旺沉住气，不动声色地摸了两圈，眼看着别家相继摆出了听牌的架势。牌要见底了，最后的机会，他抓起那张牌，自摸！

　　这是3月12日，第十八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的赛场。作为竞技麻将圈内纵横十几年的老江湖，“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副会长刘兴旺用这把牌挽回了自己在麻将桌上的骄傲。

　　刘兴旺和他的几十位西安牌友，多年来南征北战，在各项麻将竞技赛事中斩金夺银，而这些冠亚军，多是头发花白的大爷大妈。

　　打心眼儿里喜欢竞技麻将，虽然不像电影中那些“赌神赌圣”，有着神乎其神的赌技，他们很在意赌桌和牌桌的区别，绝不涉赌，比筹码更重要的是“和气”。

　　在打麻将大多挂彩头的当下，这也算一种修为，他们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

　　“我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

　　74岁的刘兴旺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跟对手说“你看你看，我本来都不想和了，偏偏给我和。”花白的眉毛舒展开，像一个捣蛋成功的顽童。

　　他掰着手指计算战果，按照竞技麻将的规则，“清一色”是24分，“一色三步高”16分，“绝张”4分，“自摸”1分，三家算起来，他一下就得了100多分。虽然不可能反败为胜了，但足够成为日后的谈资。

　　3月8日，刘兴旺和27位西安牌友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支平均年龄七十岁的队伍，要坐16个小时的火车到南昌参加国内最大规模的竞技麻将比赛。

　　他们所在的卧铺车厢，每一个小桌板上都摆满了吃的，烙饼、烧鸡、鹌鹑蛋、西红柿、黄瓜、苹果……大妈们嚼着饼，讨论谁家的饭最好吃。

　　刘兴旺拉开一罐啤酒举过头顶，大嗓门喊了一句“祝我们比赛取得好成绩！”所有人都伸出胳膊碰杯。

　　乘务员经过，问大家什么事这么开心。领队王桂英说“我们要去参加麻将比赛。”她指着队员们一个个介绍：“这是奥地利比赛的冠军，这是世锦赛的亚军，这是全国亚军……”这些冠亚军都是头发白了多半的大妈。

　　王桂英今年67岁，是“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的秘书长。十几年来，她带领这些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的牌友们南征北战。

　　她的丈夫赵保国是第一批在西安推广竞技麻将的人。1990年，赵保国还没有从西安国防系统老干处退休，组织老年人在各地参加门球、象棋比赛，偶然接触到了竞技麻将。

　　“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是看家”。麻将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同地方的麻将有不同的打法，基本以“四组一对”为基础，俗称“推倒和”。

　　竞技麻将在此基础上细化规则，规定了包括“十三幺”“七小对”“边张”等81个番种，不同番种对应相应的分值。比如“边张”是1分，“十三幺”是88分。一把牌至少凑够了8分才能和牌。另外还规定了从摸牌到出牌的思考时间不能多于10秒。更重要的，竞技麻将不挂彩头，练习和比赛都是用筹码或者扑克牌记分。

　　赵保国喜欢上了竞技麻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尽办法组织大番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还可以磨练性格。”他在西安老年体协办了多届竞技麻将培训班，2003年，成立了纯民间组织“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他当选为会长。“联谊会”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名牌友。

　　1990年代，王桂英就跟丈夫学了竞技麻将的规则，在一些小型比赛中做裁判。直到2000年，第一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她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上场参赛。

　　“心情截然不同。”王桂英说，“当裁判按着规则来就行了，真正打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每次要舍牌的时候就特别为难。”这位前老干部工作者一辈子急脾气，快七十了，讲起话来仍语速飞快。

　　“那场比赛我简直成了炮手。”王桂英不服气，“回家我就开始练，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白天上班，每天晚上她一个人守着一桌麻将，一只手拿着参考书对照，另一只手扒拉着摆出不同的番种。“原来记番种都是纸面上的，只有亲自摆牌才能加深印象。”

　　实战多了，王桂英感受到了竞技麻将的魅力，“打牌就像排兵布阵，把牌从无序组成有序是一门艺术。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所以总也不会厌烦。”

　　2003年一退休，王桂英完全“陷进去了”，麻将成了她的“营生”。当时各省市组织麻将比赛互相发邀请函，“那会儿没有快递，都是寄挂号信。”王桂英两口子几乎每次都率领“联谊会”牌友参赛。仅2006年一年，他们就外出比赛了六次。

　　王桂英的孙女今年五岁，从一岁开始把麻将当积木玩，刚识字就指着麻将牌的“红中”说“中国的中。”

　　“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不出去比赛的时候，牌友们就在家里以牌会友。

　　每周二是西安牌友们约定的活动日，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被十几台自动麻将机塞得满满当当，东面墙上贴着一个红色的“東”字提示风位，再往上拉了一条横幅“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72岁的田瑛每周二天一亮就起床，包点小馄饨或者熬点粥盛在保温桶里，梳洗整齐，拎上饭出门，一路走一路锻炼，大概四十分钟到活动中心。几十个牌友上午打一局，下午打一局，中午凑在一起互相尝尝手艺。

　　田瑛身材修长，白发理成小卷，左手无名指戴一枚小巧的戒指，素色衣服上搭配红马甲之类的亮色点缀，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举止间透露着年轻时的美丽优雅。2000年，她从航天系统退休。站在窗边看院子里的老人们成晌成晌拉家常，觉得没什么意思。

　　朋友拉她打竞技麻将，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田瑛牌技不错，2012年中日交流赛亚军，2016年奥地利国际麻将比赛冠军。这次出发去南昌的前一天，她还打出了32分的“混幺九”。（混幺九：由字牌和序数牌的一、九形成的组牌和将牌。比如三个一万，三个九万，三个一饼，三个西风，一对南风做将）牌友经常说她，“不和是不和，一和就是大牌。”

　　田瑛打牌有个习惯，起牌的时候不看牌，扣着沿桌边摆一排，等13张抓齐了，一起翻开来看，她喜欢这种通观的感觉。只要码起来有某个大番种的模样，她就会朝那个方向努力。

　　很多牌友在行牌过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诱惑，又怕打生牌给别家放和，所以选择“短、平、快”的打法，凑够8分马上和牌。田瑛会一意孤行，冒着点炮的危险拼一把，她拼出过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一整天都会心情愉悦。”田瑛说，竞技麻将不挂彩头，有些打惯休闲麻将的牌友刚接触竞技麻将觉得没有刺激没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几乎没人再打休闲麻将了，因为“太简单了。”

　　阎文英学打牌的经历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从西安科技大学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地质系老师，常年带着学生到处勘测。“突然就退休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心里空落落的。”

　　阎文英十几岁离家读书，至今保留一口纯正的河南乡音。牌友们经常逗他，远远地模仿河南话冲他大喊“阎（四声）老师”，他也不恼，慢悠悠走过来问一句“恁干啥？”

　　跟朋友学会了打麻将，阎文英的生活充实起来。“这个东西真上瘾，一天不打真想打。”学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两点开门，他中午吃了饭就去等着，“去的晚了就没有座位了。”偶尔有事没有占上座，心里就着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两把。

　　他有一套打牌的顺口溜。“牌从门前过，不如摸一个”，所以不要轻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变换更多牌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单调将必须慎之又慎。

　　阎文英攒了一箱子打麻将得的奖状，最辉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韩国参加世界麻将锦标赛：团体冠军、个人第十名、单局最高分，他连着上了三次领奖台。

　　这次南昌的比赛，他打得“一塌糊涂”，快80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明显感觉退步了，以前反应可灵活，现在都迟钝了。”这话听着悲伤，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过打麻将这事儿，上了贼船下不来啦。”

　　“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

　　火车上的牌手们一点也不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紧张样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三两两凑着聊天，一个个嗓门洪亮、中气十足。

　　田瑛拿手机抓拍沿途的风景，绿油油的菜畦夹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发给儿子，欢喜的表情让人想起出门春游的小学生。

　　十几年来到处参加比赛，习惯了出门远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离。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够了才回家。二十多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一个用老年手机，戴上老花镜，拿起智能手机，照片、微信、朋友圈一个比一个玩得溜。

　　王桂英常说“贪玩的老人不会老”。

　　2005年，世界麻将组织在北京成立。2007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在四川举行的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竞技麻将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国外也开始举办各类麻将比赛，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因为“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成绩突出，名气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请。西安牌友们也“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他们的口号是“以牌会友，外加旅游”。

　　西安牌友在国外的比赛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2年中日交流对抗赛亚军，第四届麻将世锦赛团体冠军、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冠军、季军。他们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2013年受邀参加法国麻将邀请赛仅获得团体第四名；2014年，在法国举办的麻将欧锦赛上，他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滑铁卢。这次比赛，他们个人最好成绩第30名，团体最好成绩第37名。

　　虽有遗憾，她们也没太在意，输赢对她们来说远没有“玩得开心”更重要。万没想到还在返程的路上，网络舆论攻击已经如潮水裹挟了她们。

　　“丢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不让我二姨去参加比赛。”“跟国足一个水平。”

　　回国后，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大妈们委屈得直哭：“网友根本不懂竞技麻将的规则就乱骂人”；“怎么能拿我们跟国足比呢？国家花了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足球，我们出来比赛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阎文英看得心寒，“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大冷的天，几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那么长时间没见，都想得慌。”

　　对王桂英们来说，“联谊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他们玩笑、打闹，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只有麻将、旅游和快乐。

　　田瑛说，她打麻将以来，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她内向忧郁，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她越来越开朗活跃，偶尔还抢着讲话。

　　她祖籍山东，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带大了一儿一女。

　　这次去南昌参赛，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国比赛，也全是自费，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田瑛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志愿上，他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着行李卷，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从1966年到1992年，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多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故地重游，“几十年过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南昌的比赛，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一张也不给打。”或者“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

　　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4天后，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这两天，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