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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编如下：

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生效，在香港回归23周年前夕，香港掀开了新的篇章。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历史上的关键事件，这些国家对香港国安法的反应是悲观而消极的，就像20多年前香港将要回归中国时一样。

西方国家当时错了，现在也是。它们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是西方国家长期衰落的征兆。

以美国为例，当其它国家正在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控制时，美国的疫情却在肆虐。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紧张局势正在撕裂美国社会，政客们耽于恐惧、分裂和哗众取宠中。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支撑股市，美国正在超速印钞，但股市却日益脱离经济现实。

然而，美国领导人及政客对抨击中国的热情，比他们试图治疗自己国家弊病的热情更高涨。香港国安法已成为一个方便的“替罪羊”，让他们转移公众对自己国家弊病的注意力。

而美国的弊病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弊病深深植根于其所谓“自由民主”的体系中，政治游戏变成了一场永恒的人气竞赛，政客们为了支持率，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潜在支持者希望的那样。一些政客不仅通过“分发金钱”来赢得选票，也在教育、文化及娱乐等领域迎合选民。

一种名为“我和现在”的精神在美国得到了迎合、刺激和美化，在美国因新冠疫情实施封锁期间，这种精神冲动直接助长了许多人对封锁措施的不满。暴力抗议接踵而至，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想去酒吧、参加沙滩派对和狂欢。一些美国政客迎合了这一点，各州过早地重新开放，导致疫情日趋严重。

美国还面临着日益恶化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功能失调，政客们已经崩溃了。政客的“自我纠正”需要诚实和长远的思考，但考虑到迎合选票的紧迫性，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在美国，政客们总在谈论“美国例外”论，并声称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

西方国家对种族和文化的不容忍现象正在上升，而中国则走向一种不同但成功的模式。在香港的新曙光中，且看历史的弧线将如何发展。